第35部分
丁玉鹏先生,原北京市西城区青年曲艺队相声演员。北京人,生于1928年,卒于……想不起来了,在网上查了,只有出生年月,没有去世的时间。想打电话问问熟人,又怕熟人骂我,“老爷子教了你那么多年相声,你连他哪年走的都忘了?白眼狼!”
您得原谅我,喝酒喝的,脑子不大好使了。不是2004年就是2005年,要不就是2003年或者2006年……对了,是2004年,老爷子终年76岁,生日加上岁数,就是去世的年月。
丁爷跟我师爷赵振铎是亲师兄弟,是我师父的师叔,我也叫师爷。您听着乱吧?传统艺术就这样儿,从艺人员之间都是圈儿套圈儿的关系。
1994年,我跟付强从部队复员回北京。师父觉得我们传统相声的根基太差,师爷赵振铎先生已经查出癌症了,又教不了我们,而师父本人演出忙,也没时间。他觉着丁爷会的老节目很多,就让我们到丁爷家学传统相声。
我师父这也是从自己身上取得的经验,他当初学相声,主要就是跟他的师爷王长友先生。跟师爷学节目有好处,第一,师爷上岁数之后不怎么演出了,有时间。第二,老年人没什么火气,有耐心。第三,生怕有朝一日把自己会的东西都带走了,所以玩儿命地教,毫无保留,不遗余力。
说了半天,可能读者还在琢磨呢,“丁玉鹏到底说过哪段儿呀?”估计您一段也没听过,老人所在的是区曲艺团,上电视、上广播的机会很少,而且他们团八几年就解散了,老人一直在家待着,您上哪儿听他的节目呀?
要说起来,老人还真算不上著名演员。跟同时代那些大师比起来,他也算不上表演艺术家,因为那个年代说相声的能人太多。但是老人要是活到现在,那绝对是个宝贝,因为他会的段子太多了,知道的东西也太多了。
曲艺界、戏曲界都是这样,有不少被埋没的人才。出名的必定有能耐,即便台上看着差点儿,那他台下某方面必定是高人,要不然他也出不了名儿。没出名的不一定没能耐,没赶上机会,或者让自己的脾气秉性给耽误了。
有时候自己也总埋怨,“谁谁谁还不如我呢,钱怎么都让他挣了?”转念一想,有多少比我能耐大得多的人,一辈子默默无闻。跟他们一比,我就踏实了。
丁玉鹏行状
行状,这是我从汪曾祺先生的小说《云志秋行状》里学到的词儿,就是为逝者写的生平。我佩服汪先生平中见奇的文笔、随遇而安的性格、无酒不欢的性情,所以也学着汪先生的样子,写个行状。
1928年7月,丁爷生于北京地安门附近一个小康之家,是家中的独子。由于家境还算凑合,所以丁爷一直上到小学毕业。在老一辈相声演员当中,绝对算是有学问的。丁爷跟曲艺老前辈金晓珊是邻居,又喜爱相声,所以天天到金先生家学艺。
金先生是曲艺票友,满族旗人。过去有钱人喜好曲艺,但是绝对不会靠这个挣钱,人家就是说着玩儿,到各大宅门走堂会,耗财买脸。丁爷学会了说相声,家里也没让他干这行,而是到崇文门外的青山居当伙计。
青山居是个茶馆,老北京玉器行的人都在那儿谈生意,三教九流、社会各界的人想买卖玉器也都去那儿。这里包括从清宫造办处玉作出来的师傅,以及破落的旗人显贵,那可都是见过大世面的。丁爷从这些人身上学到了太多的知识,风土人情、秘闻野史、社会交际、美食小吃、地名典故……无所不包,所以丁爷堪称一位合格的民俗学家。
丁爷晚年的时候,给我讲了很多他当茶坊的时候听到的故事。可惜我那时候没心没肺,要是都给记下来,也是不错的老北京民俗史料。
青山居附近有不少玉器作坊,丁爷后来就进玉器店当了学徒、练就了鉴别真伪的好眼力,也学会了雕琢玉器的手艺,造假、修补的技术也知道不少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,曾经有人要请他到玉器店当顾问。他离不开相声,所以婉言谢绝。要是真重操就业,估计比说相声挣的钱多出不少。
90年代初,师父有个街坊要投资玉器,打算用全部财产买个老物件,说转手一卖就能翻十倍。那时候还不像现在,电视台有那么多鉴宝节目,随便找个人就能给长长眼,那时候懂玉的人不多。师父好心眼儿,怕邻居上当,“您先把东西拿过来,我带你找个高人看看。”师父带着邻居来到了丁爷家。丁爷打开屋里的管儿灯,拿玉器对着管灯一照,“假的。”
邻居当时什么话都没说,跟师父出来之后,把嘴一撇,“这老头儿干吗的呀?您瞧他住那间小平房,家里连件儿像样的家具都没有,他见过玉器吗?”师父一瞧,人家不信丁爷,那咱就甭劝啦。结果呢,这个邻居买了那件东西,赔个倾家荡产,从此之后就消失了。
师父认识个朋友,非要把家传的一个玉器镯子卖给师父。正好儿我在场,跟那人说:“我们先拿回去看看吧。”那人很不屑,“您随便看,是假的我赔你十倍的钱。”拿到丁爷家,对着管儿灯一照,“河南做的假,是如何如何做的。”师父把丁爷的话原封不动跟朋友一说,朋友傻眼了,“那什么……我看走眼了……回见吧,您呐……”从此他也消失了。
还是说丁爷年轻时候的事儿吧。丁爷虽说在玉器行,可是身在曹营心在汉,没事儿就跟着金晓珊演堂会去。西单有露天的相声场子,丁爷还经常去义务演出,就为过瘾。那时候跟他搭档的也是玉器行的一个伙计,说话结巴。就这样一直到解放,相声艺人的地位提高了,可以和京剧名角平起平坐了,丁爷有了下海说相声的想法。
这时候丁爷认识了后来的老伴儿,也就是我们的师奶奶。师奶奶可不是一般的人物,家里是专门组织曲艺演出的,用现在的话说叫经纪公司。师奶奶是大鼓演员,唱得不错,人也能干,在西单的紫竹林茶社当上了总经理。
紫竹林茶社是专门演曲艺的园子,北京市市长都亲自去那儿视察过,师奶奶当时可谓风光一时。师爷近水楼台,就在师奶奶的茶园演出。问题来了,当年艺人的行帮习气挺重,丁爷没正式拜师,所以圈儿里没人承认。
丁爷虽说从小就跟金晓珊先生学艺,但是金先生是票友,在相声行没有真正的师承。而且金先生在曲艺圈儿的辈分很高,当时的名艺人张寿臣、常连安都是他的晚辈,丁爷要真是金先生的学生,比侯宝林还大一辈儿,谁承认呀?所以丁爷那阵儿挺难,上北京曲艺团听相声去,人家都不让他进。得求他的朋友、相声老演员李福增给他偷着带到后台,躲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听,跟做贼似的。
师奶奶不是好惹的,你们不让丁玉鹏上你们那儿,我的园子也不让你们进!有一回曲艺团的老艺术家王世臣先生到紫竹林串门儿,师奶奶愣叫看门儿的几个小伙子把王先生给轰了出去。
总这么下去也不是事儿呀,后来丁爷就正式拜了王长友先生为师,跟赵振铎先生成了师兄弟。丁爷比赵振铎先生大十岁,但是入门儿晚呀,所以得管赵振铎叫师哥。曲艺行就这么不讲理,不管你岁数多大,按入门早晚和师承辈分来。这人八十了,辈分小,这孩子十岁,辈分大,八十的得管十岁的叫叔叔。我觉着还是人家香港演艺界的规矩好,岁数小的见了岁数大的一律称呼哥、姐,顶多叫个叔,没听说香港演员喊师大爷的。
丁爷跟我说过,他会的老段子大部分是跟金晓珊先生学的,没跟王长友先生学过段子。但是王长友先生带着他到济南、沈阳的相声大会闯荡了几年,让他增长了见识,开阔了眼界,也听会了不少节目。
丁爷回到北京,正赶上组建西城区青年曲艺队,丁爷就成了区属集体所有制团体的演员。那时候青年曲艺队常年在西单商场曲艺厅演出,从下午演到晚上,进门儿的时候给你张票,写上入场时间。出门儿的时候再计算你听了几个小时,计时收费。
虽然叫青年曲艺团,但是老艺人挺多,丁爷是年轻一辈,总受欺负,老演员一看园子里观众不多了,就派丁爷上去说单口相声,拖延时间,他们出去吃饭。这下儿反倒让丁爷长了本事,积累了大量的单口段子。
现在的年轻人新到一个单位,同事让你多干点儿活儿,别以为是坏事儿。还学本事呢,将来是挣钱的资本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一来,丁爷可就受罪了。他在玉器行的时候,也做过日本人的生意,结果被打成了日伪特务。谁揭发的呢?肯定是他们团的老艺人了,外行人也不了解情况呀。平常有矛盾了,就借着这个机会报私仇。
其实这也难说谁对谁错,那个年代就是你揭发我,我批判你。还有国家级团体的大艺术家到丁爷的街道搜集丁爷的材料,那时候讲究串联,不光揪本单位的坏蛋。
“文革”当中丁爷可没少挨打。曲艺界有那么一段故事,叫做“打死丁玉鹏,吓死习相远”。造反派在屋里打丁玉鹏,他的搭档习相远在门口儿看。习相远也是旗人,解放前家里挺有钱,成分也不好。他琢磨了,“一会儿也得这么打我,我哪儿受得了呀!”
他走到紫竹院公园旁边的小河沟,跳河自尽了。其实那河水也就齐腰深,往起一站就淹不死。但是习相远一心想死,没往起站。挨打的丁玉鹏反倒活了过来,就是腰部被打伤了,后半辈子腰直不了,总是向后仰着。
后来丁爷一家老小被赶到农村,当了十年农民。让一个粉墨登场的演员整天守着田间地头,跟大粪、麦苗打交道,心理上受的打击可想而知。丁爷的老伴儿那是曲艺园子班主出身,哪儿会干活呀?所有农活都得丁爷一个人承包。
后来他们的儿子大了,能帮把手啦。儿子学习不错,还当上了大队的会计,丁爷肩上的担子才轻了点儿。人的适应能力挺强,走一步说一步,丁爷说到了“文革”晚期,一家四口(还有个女儿)在农村的小日子,已经过得有滋有味了。
“文革”结束,丁爷落实政策,一家四口儿回到北京。过去的房子早就让别人占了,暂时住在丰台。青年曲艺队在西单的剧场已经没有了,改在前门大栅栏演出。丁爷每天从丰台到前门太远,单位又在德内大街给他们找了间小平房,一家四口儿挤在十几平米的房间。后来儿子、闺女相继结婚搬了出去,老两口儿住得才算宽敞点儿。
老艺人脾气秉性各异,有人很仗义,有人挺抠门儿,有人很大度,也有人嫉妒心极强。还有一些老艺人有个坏毛病,你演得火了嫉妒你,你演得水了挤兑你。丁爷的演出挺火,所以也遭到了某些同行的排挤,所以丁爷在青曲混得也不是很开心。
80年代初期,青年曲艺队解散,丁爷提前退休。奶奶没有工资,孩子们也帮不上忙,老两口儿指着丁爷那点儿退休金生活,日子很清贫。
我接触过几位老艺人,年轻的时候挺火,但是晚年也不富裕。因为当初挣钱容易,出手也大方。今朝有酒今朝醉,不攒钱,也不会理财。晚年就是一间空屋子,几样旧家具。我觉着这样儿也挺好,无牵无挂。
丁爷晚年也挺穷,他可不是年轻时候挥霍的,他这辈子根本没钱可攒。
新街口有个鼓曲票房,丁爷耐不住寂寞,经常去票房唱两嗓子单弦。李苦禅大师的公子,画家李燕先生热心宣传老北京的曲艺,帮电视台拍摄票房的专题片,认识了丁先生。跟丁先生一聊,可把李燕先生惊呆了,“老先生肚子里的东西太多啦!”
李燕先生找到电视台的导演武宝智,在票房里给丁爷录制了二十多段传统相声,有单口儿有对口儿,过春节的时候在北京电视台播出。这下儿认识丁爷的人又多了,附近的街坊邻居们才知道,“敢情我们胡同还住着位演员哪!”
我在师爷赵振铎家喝酒,电视正好儿播丁爷的段子。师爷把嘴一撇,“会得倒是不少,哪段儿都不精!”赵振铎先生多大名望呀,能看得上丁爷嘛!但是对于我们来讲,丁爷就是一个相声仓库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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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得原谅我,喝酒喝的,脑子不大好使了。不是2004年就是2005年,要不就是2003年或者2006年……对了,是2004年,老爷子终年76岁,生日加上岁数,就是去世的年月。
丁爷跟我师爷赵振铎是亲师兄弟,是我师父的师叔,我也叫师爷。您听着乱吧?传统艺术就这样儿,从艺人员之间都是圈儿套圈儿的关系。
1994年,我跟付强从部队复员回北京。师父觉得我们传统相声的根基太差,师爷赵振铎先生已经查出癌症了,又教不了我们,而师父本人演出忙,也没时间。他觉着丁爷会的老节目很多,就让我们到丁爷家学传统相声。
我师父这也是从自己身上取得的经验,他当初学相声,主要就是跟他的师爷王长友先生。跟师爷学节目有好处,第一,师爷上岁数之后不怎么演出了,有时间。第二,老年人没什么火气,有耐心。第三,生怕有朝一日把自己会的东西都带走了,所以玩儿命地教,毫无保留,不遗余力。
说了半天,可能读者还在琢磨呢,“丁玉鹏到底说过哪段儿呀?”估计您一段也没听过,老人所在的是区曲艺团,上电视、上广播的机会很少,而且他们团八几年就解散了,老人一直在家待着,您上哪儿听他的节目呀?
要说起来,老人还真算不上著名演员。跟同时代那些大师比起来,他也算不上表演艺术家,因为那个年代说相声的能人太多。但是老人要是活到现在,那绝对是个宝贝,因为他会的段子太多了,知道的东西也太多了。
曲艺界、戏曲界都是这样,有不少被埋没的人才。出名的必定有能耐,即便台上看着差点儿,那他台下某方面必定是高人,要不然他也出不了名儿。没出名的不一定没能耐,没赶上机会,或者让自己的脾气秉性给耽误了。
有时候自己也总埋怨,“谁谁谁还不如我呢,钱怎么都让他挣了?”转念一想,有多少比我能耐大得多的人,一辈子默默无闻。跟他们一比,我就踏实了。
丁玉鹏行状
行状,这是我从汪曾祺先生的小说《云志秋行状》里学到的词儿,就是为逝者写的生平。我佩服汪先生平中见奇的文笔、随遇而安的性格、无酒不欢的性情,所以也学着汪先生的样子,写个行状。
1928年7月,丁爷生于北京地安门附近一个小康之家,是家中的独子。由于家境还算凑合,所以丁爷一直上到小学毕业。在老一辈相声演员当中,绝对算是有学问的。丁爷跟曲艺老前辈金晓珊是邻居,又喜爱相声,所以天天到金先生家学艺。
金先生是曲艺票友,满族旗人。过去有钱人喜好曲艺,但是绝对不会靠这个挣钱,人家就是说着玩儿,到各大宅门走堂会,耗财买脸。丁爷学会了说相声,家里也没让他干这行,而是到崇文门外的青山居当伙计。
青山居是个茶馆,老北京玉器行的人都在那儿谈生意,三教九流、社会各界的人想买卖玉器也都去那儿。这里包括从清宫造办处玉作出来的师傅,以及破落的旗人显贵,那可都是见过大世面的。丁爷从这些人身上学到了太多的知识,风土人情、秘闻野史、社会交际、美食小吃、地名典故……无所不包,所以丁爷堪称一位合格的民俗学家。
丁爷晚年的时候,给我讲了很多他当茶坊的时候听到的故事。可惜我那时候没心没肺,要是都给记下来,也是不错的老北京民俗史料。
青山居附近有不少玉器作坊,丁爷后来就进玉器店当了学徒、练就了鉴别真伪的好眼力,也学会了雕琢玉器的手艺,造假、修补的技术也知道不少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,曾经有人要请他到玉器店当顾问。他离不开相声,所以婉言谢绝。要是真重操就业,估计比说相声挣的钱多出不少。
90年代初,师父有个街坊要投资玉器,打算用全部财产买个老物件,说转手一卖就能翻十倍。那时候还不像现在,电视台有那么多鉴宝节目,随便找个人就能给长长眼,那时候懂玉的人不多。师父好心眼儿,怕邻居上当,“您先把东西拿过来,我带你找个高人看看。”师父带着邻居来到了丁爷家。丁爷打开屋里的管儿灯,拿玉器对着管灯一照,“假的。”
邻居当时什么话都没说,跟师父出来之后,把嘴一撇,“这老头儿干吗的呀?您瞧他住那间小平房,家里连件儿像样的家具都没有,他见过玉器吗?”师父一瞧,人家不信丁爷,那咱就甭劝啦。结果呢,这个邻居买了那件东西,赔个倾家荡产,从此之后就消失了。
师父认识个朋友,非要把家传的一个玉器镯子卖给师父。正好儿我在场,跟那人说:“我们先拿回去看看吧。”那人很不屑,“您随便看,是假的我赔你十倍的钱。”拿到丁爷家,对着管儿灯一照,“河南做的假,是如何如何做的。”师父把丁爷的话原封不动跟朋友一说,朋友傻眼了,“那什么……我看走眼了……回见吧,您呐……”从此他也消失了。
还是说丁爷年轻时候的事儿吧。丁爷虽说在玉器行,可是身在曹营心在汉,没事儿就跟着金晓珊演堂会去。西单有露天的相声场子,丁爷还经常去义务演出,就为过瘾。那时候跟他搭档的也是玉器行的一个伙计,说话结巴。就这样一直到解放,相声艺人的地位提高了,可以和京剧名角平起平坐了,丁爷有了下海说相声的想法。
这时候丁爷认识了后来的老伴儿,也就是我们的师奶奶。师奶奶可不是一般的人物,家里是专门组织曲艺演出的,用现在的话说叫经纪公司。师奶奶是大鼓演员,唱得不错,人也能干,在西单的紫竹林茶社当上了总经理。
紫竹林茶社是专门演曲艺的园子,北京市市长都亲自去那儿视察过,师奶奶当时可谓风光一时。师爷近水楼台,就在师奶奶的茶园演出。问题来了,当年艺人的行帮习气挺重,丁爷没正式拜师,所以圈儿里没人承认。
丁爷虽说从小就跟金晓珊先生学艺,但是金先生是票友,在相声行没有真正的师承。而且金先生在曲艺圈儿的辈分很高,当时的名艺人张寿臣、常连安都是他的晚辈,丁爷要真是金先生的学生,比侯宝林还大一辈儿,谁承认呀?所以丁爷那阵儿挺难,上北京曲艺团听相声去,人家都不让他进。得求他的朋友、相声老演员李福增给他偷着带到后台,躲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听,跟做贼似的。
师奶奶不是好惹的,你们不让丁玉鹏上你们那儿,我的园子也不让你们进!有一回曲艺团的老艺术家王世臣先生到紫竹林串门儿,师奶奶愣叫看门儿的几个小伙子把王先生给轰了出去。
总这么下去也不是事儿呀,后来丁爷就正式拜了王长友先生为师,跟赵振铎先生成了师兄弟。丁爷比赵振铎先生大十岁,但是入门儿晚呀,所以得管赵振铎叫师哥。曲艺行就这么不讲理,不管你岁数多大,按入门早晚和师承辈分来。这人八十了,辈分小,这孩子十岁,辈分大,八十的得管十岁的叫叔叔。我觉着还是人家香港演艺界的规矩好,岁数小的见了岁数大的一律称呼哥、姐,顶多叫个叔,没听说香港演员喊师大爷的。
丁爷跟我说过,他会的老段子大部分是跟金晓珊先生学的,没跟王长友先生学过段子。但是王长友先生带着他到济南、沈阳的相声大会闯荡了几年,让他增长了见识,开阔了眼界,也听会了不少节目。
丁爷回到北京,正赶上组建西城区青年曲艺队,丁爷就成了区属集体所有制团体的演员。那时候青年曲艺队常年在西单商场曲艺厅演出,从下午演到晚上,进门儿的时候给你张票,写上入场时间。出门儿的时候再计算你听了几个小时,计时收费。
虽然叫青年曲艺团,但是老艺人挺多,丁爷是年轻一辈,总受欺负,老演员一看园子里观众不多了,就派丁爷上去说单口相声,拖延时间,他们出去吃饭。这下儿反倒让丁爷长了本事,积累了大量的单口段子。
现在的年轻人新到一个单位,同事让你多干点儿活儿,别以为是坏事儿。还学本事呢,将来是挣钱的资本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一来,丁爷可就受罪了。他在玉器行的时候,也做过日本人的生意,结果被打成了日伪特务。谁揭发的呢?肯定是他们团的老艺人了,外行人也不了解情况呀。平常有矛盾了,就借着这个机会报私仇。
其实这也难说谁对谁错,那个年代就是你揭发我,我批判你。还有国家级团体的大艺术家到丁爷的街道搜集丁爷的材料,那时候讲究串联,不光揪本单位的坏蛋。
“文革”当中丁爷可没少挨打。曲艺界有那么一段故事,叫做“打死丁玉鹏,吓死习相远”。造反派在屋里打丁玉鹏,他的搭档习相远在门口儿看。习相远也是旗人,解放前家里挺有钱,成分也不好。他琢磨了,“一会儿也得这么打我,我哪儿受得了呀!”
他走到紫竹院公园旁边的小河沟,跳河自尽了。其实那河水也就齐腰深,往起一站就淹不死。但是习相远一心想死,没往起站。挨打的丁玉鹏反倒活了过来,就是腰部被打伤了,后半辈子腰直不了,总是向后仰着。
后来丁爷一家老小被赶到农村,当了十年农民。让一个粉墨登场的演员整天守着田间地头,跟大粪、麦苗打交道,心理上受的打击可想而知。丁爷的老伴儿那是曲艺园子班主出身,哪儿会干活呀?所有农活都得丁爷一个人承包。
后来他们的儿子大了,能帮把手啦。儿子学习不错,还当上了大队的会计,丁爷肩上的担子才轻了点儿。人的适应能力挺强,走一步说一步,丁爷说到了“文革”晚期,一家四口(还有个女儿)在农村的小日子,已经过得有滋有味了。
“文革”结束,丁爷落实政策,一家四口儿回到北京。过去的房子早就让别人占了,暂时住在丰台。青年曲艺队在西单的剧场已经没有了,改在前门大栅栏演出。丁爷每天从丰台到前门太远,单位又在德内大街给他们找了间小平房,一家四口儿挤在十几平米的房间。后来儿子、闺女相继结婚搬了出去,老两口儿住得才算宽敞点儿。
老艺人脾气秉性各异,有人很仗义,有人挺抠门儿,有人很大度,也有人嫉妒心极强。还有一些老艺人有个坏毛病,你演得火了嫉妒你,你演得水了挤兑你。丁爷的演出挺火,所以也遭到了某些同行的排挤,所以丁爷在青曲混得也不是很开心。
80年代初期,青年曲艺队解散,丁爷提前退休。奶奶没有工资,孩子们也帮不上忙,老两口儿指着丁爷那点儿退休金生活,日子很清贫。
我接触过几位老艺人,年轻的时候挺火,但是晚年也不富裕。因为当初挣钱容易,出手也大方。今朝有酒今朝醉,不攒钱,也不会理财。晚年就是一间空屋子,几样旧家具。我觉着这样儿也挺好,无牵无挂。
丁爷晚年也挺穷,他可不是年轻时候挥霍的,他这辈子根本没钱可攒。
新街口有个鼓曲票房,丁爷耐不住寂寞,经常去票房唱两嗓子单弦。李苦禅大师的公子,画家李燕先生热心宣传老北京的曲艺,帮电视台拍摄票房的专题片,认识了丁先生。跟丁先生一聊,可把李燕先生惊呆了,“老先生肚子里的东西太多啦!”
李燕先生找到电视台的导演武宝智,在票房里给丁爷录制了二十多段传统相声,有单口儿有对口儿,过春节的时候在北京电视台播出。这下儿认识丁爷的人又多了,附近的街坊邻居们才知道,“敢情我们胡同还住着位演员哪!”
我在师爷赵振铎家喝酒,电视正好儿播丁爷的段子。师爷把嘴一撇,“会得倒是不少,哪段儿都不精!”赵振铎先生多大名望呀,能看得上丁爷嘛!但是对于我们来讲,丁爷就是一个相声仓库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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