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4部分
我这人不怎么贪财,这不是吹,是真的。
我追求的种种快乐,花不了多少钱就能达到。比如哥几个找个大排档一坐,喝着二锅头聊天;再比如找个国内小城市的宾馆一住,四下溜达溜达,体会一下儿当地的生活气息;还比如看看书、练练大字(只能叫练大字,跟书法没关系)、买俩手串儿,这都挺省钱的。
但是我也尽可能地多挣点儿钱,因为腰包里的钞票多,快乐就相对多点儿。
为了挣钱,我南下广州拍戏。后来没戏啦,我到湖南、山东演夜场,演饭市(伴宴演出),甚至到洗浴中心里演出。那种演出确实挺难受的,可花钱的时候享受呀。后来夜场也干不下去了,因为光会说笑话,不会唱不会跳。
接着想办法。那时候,各地电视台都办起了周末的娱乐节目,山东台有《快乐直通车》,河北台有《大家来欢乐》,江西台有……想不起来叫什么啦,就是现在北京文艺频道主持人秦天主持的那档节目。我就跟各节目的导演拉关系、套近乎,人家来北京请人家吃饭、喝酒、当三陪,为的就是每周都有节目录。
这是在90年代中后期,一个月小一万块钱的额外收入,那时过着神仙一般的生活。
好景不长,几年之后,这些节目也停了。我又想了个挣钱的道儿——当编剧。
干晚会
先是给电视台的晚会写小品、串联词。那时候我跟相声作家廉春明老师、词作家白云海老师是一个团伙,基本上能承包一台晚会的所有语言类节目。廉老师负责外出接活儿、想点子,我负责写小品,白云海老师负责写串联词。
那时候的编剧不但负责文字,还得张罗。写完本子谁演?我们得负责联系演员、找小品导演。演一个节目给多少钱呀?我们得帮着演员跟制片方协调。那时候还不兴电子邮件那,我们还得租个车,四处送稿子。
等演员到了剧组排练,我们负责沏茶倒水,安排吃饭。真正录像那天,我们还有个重要的任务,就是跟制片人结账。很多节目跟电视台无关,都是文化公司搞的,结账挺费劲,得追着他屁股后头要。我们的稿费晚两天就晚两天,演员都是我们找来的,录完像拿不着钱,人家能饶得了我们吗?
记得有一回录像,明明跟文化公司老总说好了演出之前把一切劳务结清,录像马上就开始了,找不着他们老总啦。这下儿我们可慌了,十几个演员等着要钱哪!我们三个人一商量,干脆来个鱼死网破,他不给钱咱就不录像。
观众都已经在棚里坐好了。我们跟演员说,就在休息室待着,谁也别进棚。这下儿老板冒头儿啦,把钱一分不少地交给我们。廉老师负责给演员发劳务,我负责给演员报出租车票。那时候录晚会管报销出租票,所以每个人都搜集几百块钱的,不报白不报。
都弄利落了,问演员一句,“谁的钱也不差了吧?”大伙说,“不差啦!”“录像!”这事儿想起来都后怕,要是人家跟电视台领导一汇报,“廉春明等人号召演员罢演。”那还不把我们给封杀啦?财路就断啦!
但是不罢演没辙呀。我们的钱可以不要,演员的钱谁给?我们自己掏钱给人家?不少明星大腕儿那,价格不菲,我们哪儿有那么多钱呀!
还有一回在湖南某地录像,录完像都快要回北京了,还没结账呢。在外地不敢罢演呀,罢演连回去的机票都拿不到,这帮人就困这儿啦。
上飞机之前有个欢送晚宴,市领导都到场。直接跟领导反应,人家该说了,“还艺术家那,就知道钱!”考虑再三,我们想出个办法来——苦肉计。
酒过三巡,菜过“无味”。大伙聊得热火朝天,白云海突然抹起了眼泪。廉春明老师配合说台词儿——
“这儿吃饭那,你哭什么呀?”
白云海:“这些演员都是我请的,现在还没拿着劳务那,我怎么做人呀!”
廉春明:“你别瞎说,咱们某某地的人最讲信用了,说什么时候给钱,就什么时候给钱。”
白云海:“他们说录像之前结账,可是没结!”
廉春明:“人家是工作太忙,没顾上!这顿酒没喝完,人家就能把账给咱们结喽!”
领导实在听不下去了,拍案而起,“快给北京的艺术家结账!”
至于我们的稿费,拖欠个仨月俩月的,那是常事儿,还有的拖着拖着就黄啦。有一回我跟廉老师上饭馆,碰见个制片人在包房里请客。廉老师一瞧,这是个要账的好时机,进屋就跟人家说,“那稿费……”
那位一把将廉老师推到包房外边,“小点儿声儿,那都是大老板!”一边说一边点钱,赶紧把廉老师打发走。
还有一回,有笔稿费都过半年了,也没要到。我跟廉老师一商量,再不要钱兴许他们公司都黄啦!到他们公司,人家挺客气,“财务不在,您等会儿吧。”从上午等到中午也没人搭理我们。
我跟廉老师下定了决心,采取民工讨薪的办法,不给钱我们不回家。出去找个小饭馆儿吃了顿饭,喝两口酒,回来接着等。
他们公司租的宾馆,带洗澡间的。实在没事儿干了,我跟廉老师每人洗了个澡,一人找了张床,睡上啦!
人家一瞧,“坏啦,要住这儿。赶紧给他们结账吧!”
其实就算某个晚会最终也没结下账来,那我们也觉着值得,因为能住宾馆,能吃吃喝喝。在90年代,能找个免费管吃管住的地方不容易,对一般人都很有吸引力。
所以每次有晚会找我们,还没谈需要创作什么节目呢,我们先提出几点要求,“给我们开宾馆,吃饭、打车报销。”
一般情况下住的都是招待所,条件一般。这倒无所谓,最麻烦的是晚上锁门。写东西写到半夜饿了,要是不出去喝顿酒、吃点儿东西,自杀的心都有。
有一次我们住在北京玉泉路的一家招待所,每天晚上我跟廉老师都从铁栅栏门跳出去喝酒。这时候保安已经睡觉了,也没人管我们。有一天夜里,我跟廉老师刚爬上铁门,保安出来大喊,“下来!”
廉老师急了,“我们不是偷东西的,就在这里头住,出去吃点儿东西。”
“我知道!”
“知道你还拦我们?”
“门没锁!”
有时候赶上晚会主办方厉害,也会住五星级酒店,像昆仑饭店、亮马饭店、香格里拉酒店之类的,那可就累了。那时候这种酒店还不对外开放那,一般人不让进去。我跟廉老师、白老师穿得比一般人还一般人,每次进门儿都要遭到保安的盘查。
白老师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,花几千块钱到燕莎商场买了一件风衣穿上了。那个风衣披上之后有点儿像超人的斗篷,上面还有四个兜儿,说不上是什么兵种。白老师个头儿不高,还挺胖,从后面看跟《蝙蝠侠》里的企鹅人似的。
住高档宾馆还有个不方便的地方,里面饭太贵,剧组不给报。出去吃吧,星级酒店周边又没什么小饭馆儿。所以每次入住高档宾馆,白老师要做的第一件事儿,就是在附近找个小卖部,买一箱啤酒搬回房间。
穿个大斗篷,抱着一箱啤酒,您琢磨这是什么形象吧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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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我也尽可能地多挣点儿钱,因为腰包里的钞票多,快乐就相对多点儿。
为了挣钱,我南下广州拍戏。后来没戏啦,我到湖南、山东演夜场,演饭市(伴宴演出),甚至到洗浴中心里演出。那种演出确实挺难受的,可花钱的时候享受呀。后来夜场也干不下去了,因为光会说笑话,不会唱不会跳。
接着想办法。那时候,各地电视台都办起了周末的娱乐节目,山东台有《快乐直通车》,河北台有《大家来欢乐》,江西台有……想不起来叫什么啦,就是现在北京文艺频道主持人秦天主持的那档节目。我就跟各节目的导演拉关系、套近乎,人家来北京请人家吃饭、喝酒、当三陪,为的就是每周都有节目录。
这是在90年代中后期,一个月小一万块钱的额外收入,那时过着神仙一般的生活。
好景不长,几年之后,这些节目也停了。我又想了个挣钱的道儿——当编剧。
干晚会
先是给电视台的晚会写小品、串联词。那时候我跟相声作家廉春明老师、词作家白云海老师是一个团伙,基本上能承包一台晚会的所有语言类节目。廉老师负责外出接活儿、想点子,我负责写小品,白云海老师负责写串联词。
那时候的编剧不但负责文字,还得张罗。写完本子谁演?我们得负责联系演员、找小品导演。演一个节目给多少钱呀?我们得帮着演员跟制片方协调。那时候还不兴电子邮件那,我们还得租个车,四处送稿子。
等演员到了剧组排练,我们负责沏茶倒水,安排吃饭。真正录像那天,我们还有个重要的任务,就是跟制片人结账。很多节目跟电视台无关,都是文化公司搞的,结账挺费劲,得追着他屁股后头要。我们的稿费晚两天就晚两天,演员都是我们找来的,录完像拿不着钱,人家能饶得了我们吗?
记得有一回录像,明明跟文化公司老总说好了演出之前把一切劳务结清,录像马上就开始了,找不着他们老总啦。这下儿我们可慌了,十几个演员等着要钱哪!我们三个人一商量,干脆来个鱼死网破,他不给钱咱就不录像。
观众都已经在棚里坐好了。我们跟演员说,就在休息室待着,谁也别进棚。这下儿老板冒头儿啦,把钱一分不少地交给我们。廉老师负责给演员发劳务,我负责给演员报出租车票。那时候录晚会管报销出租票,所以每个人都搜集几百块钱的,不报白不报。
都弄利落了,问演员一句,“谁的钱也不差了吧?”大伙说,“不差啦!”“录像!”这事儿想起来都后怕,要是人家跟电视台领导一汇报,“廉春明等人号召演员罢演。”那还不把我们给封杀啦?财路就断啦!
但是不罢演没辙呀。我们的钱可以不要,演员的钱谁给?我们自己掏钱给人家?不少明星大腕儿那,价格不菲,我们哪儿有那么多钱呀!
还有一回在湖南某地录像,录完像都快要回北京了,还没结账呢。在外地不敢罢演呀,罢演连回去的机票都拿不到,这帮人就困这儿啦。
上飞机之前有个欢送晚宴,市领导都到场。直接跟领导反应,人家该说了,“还艺术家那,就知道钱!”考虑再三,我们想出个办法来——苦肉计。
酒过三巡,菜过“无味”。大伙聊得热火朝天,白云海突然抹起了眼泪。廉春明老师配合说台词儿——
“这儿吃饭那,你哭什么呀?”
白云海:“这些演员都是我请的,现在还没拿着劳务那,我怎么做人呀!”
廉春明:“你别瞎说,咱们某某地的人最讲信用了,说什么时候给钱,就什么时候给钱。”
白云海:“他们说录像之前结账,可是没结!”
廉春明:“人家是工作太忙,没顾上!这顿酒没喝完,人家就能把账给咱们结喽!”
领导实在听不下去了,拍案而起,“快给北京的艺术家结账!”
至于我们的稿费,拖欠个仨月俩月的,那是常事儿,还有的拖着拖着就黄啦。有一回我跟廉老师上饭馆,碰见个制片人在包房里请客。廉老师一瞧,这是个要账的好时机,进屋就跟人家说,“那稿费……”
那位一把将廉老师推到包房外边,“小点儿声儿,那都是大老板!”一边说一边点钱,赶紧把廉老师打发走。
还有一回,有笔稿费都过半年了,也没要到。我跟廉老师一商量,再不要钱兴许他们公司都黄啦!到他们公司,人家挺客气,“财务不在,您等会儿吧。”从上午等到中午也没人搭理我们。
我跟廉老师下定了决心,采取民工讨薪的办法,不给钱我们不回家。出去找个小饭馆儿吃了顿饭,喝两口酒,回来接着等。
他们公司租的宾馆,带洗澡间的。实在没事儿干了,我跟廉老师每人洗了个澡,一人找了张床,睡上啦!
人家一瞧,“坏啦,要住这儿。赶紧给他们结账吧!”
其实就算某个晚会最终也没结下账来,那我们也觉着值得,因为能住宾馆,能吃吃喝喝。在90年代,能找个免费管吃管住的地方不容易,对一般人都很有吸引力。
所以每次有晚会找我们,还没谈需要创作什么节目呢,我们先提出几点要求,“给我们开宾馆,吃饭、打车报销。”
一般情况下住的都是招待所,条件一般。这倒无所谓,最麻烦的是晚上锁门。写东西写到半夜饿了,要是不出去喝顿酒、吃点儿东西,自杀的心都有。
有一次我们住在北京玉泉路的一家招待所,每天晚上我跟廉老师都从铁栅栏门跳出去喝酒。这时候保安已经睡觉了,也没人管我们。有一天夜里,我跟廉老师刚爬上铁门,保安出来大喊,“下来!”
廉老师急了,“我们不是偷东西的,就在这里头住,出去吃点儿东西。”
“我知道!”
“知道你还拦我们?”
“门没锁!”
有时候赶上晚会主办方厉害,也会住五星级酒店,像昆仑饭店、亮马饭店、香格里拉酒店之类的,那可就累了。那时候这种酒店还不对外开放那,一般人不让进去。我跟廉老师、白老师穿得比一般人还一般人,每次进门儿都要遭到保安的盘查。
白老师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,花几千块钱到燕莎商场买了一件风衣穿上了。那个风衣披上之后有点儿像超人的斗篷,上面还有四个兜儿,说不上是什么兵种。白老师个头儿不高,还挺胖,从后面看跟《蝙蝠侠》里的企鹅人似的。
住高档宾馆还有个不方便的地方,里面饭太贵,剧组不给报。出去吃吧,星级酒店周边又没什么小饭馆儿。所以每次入住高档宾馆,白老师要做的第一件事儿,就是在附近找个小卖部,买一箱啤酒搬回房间。
穿个大斗篷,抱着一箱啤酒,您琢磨这是什么形象吧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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