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9部分
我的师父是李金斗先生。
我们保持的还是传统的师徒关系,也就是师父不但对徒弟的艺术负责,对徒弟的为人处世、道德品质、娶妻生子、买房买车、买菜做饭……这些大事小情,全都得手把手教。
所以“师父”这两个字,有着父亲的含义在里面。在我的身上,父亲对我的影响少,师父的影子多。因为自从说相声能养活自己,我就不在家待着了,而是天天跟师父混。
我的父亲是福建人,母亲是河北人。但是很多人都说,我身上保持着浓浓的老北京的味道,为什么呢?受师父的遗传。
拜师
从清末有相声这行业开始,直到20世纪50年代,相声界拜师都有很严格的程序,要操办一回酒席,举行一个庄严的仪式,请来引师、保师、代师到场。就跟僧人受戒一样,只有这样别人才承认你是个说相声的。
拜师的时候还有拜师帖,请到场的同行在上面签字,作为入行的凭证。还要写保证文书,在师父家学艺三年,期间投河跳井,跟师父没关系。出师之后,三年零一节(一节就是四个月),徒弟挣的演出费都归师父所有。
“文革”当中谁要敢举行这么个仪式,立这么张文书,红卫兵非打他个半死,所以拜师这事儿就废除了。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,拜师之风又渐渐兴起。如今相声界人士大聚会,往往不是在演出的后台,而是在两个地方。一处是某某的追悼会,一处是某某的拜师会。
当然了,现在拜师就不写上面说的那种保证文书了,也不可能有哪个徒弟,让师父逼得投河、跳井去。投河还容易点儿,想跳井?连偏远农村都是机井了,怎么跳呀?
如今很多拜师之“徒”并不说相声,只是喜欢相声这个行业,喜欢老师的名气和为人,或者就是喜欢这种传统的师徒关系,觉着弄一堆师叔、师大爷挺好玩儿,跟武林高手儿似的。
我拜师却没有举行过这种仪式,要是按照传统观念来说,我们这种师徒关系是不被同行承认的。当初我们没什么钱,师父说了,“别花钱摆酒席了,我承认你们就行了。”
初次跟师父相识,是在丁广泉老师家。丁老师要举办一个煤矿安全主题的相声专场,有师父的一个节目,他去给丁老师送本子,丁老师介绍我们认识了。当时师父已经听说过“小马三立”(我当年的外号)这个人,说了几句鼓励、表扬的话。
我跟付强送师父下楼,当时师父还没买汽车,骑一辆生了锈的老式自行车。后来我们知道,那辆车是美国进口的,要是搁到现在拍卖,能卖出个夏利的价钱。
后来这个相声专场参加中央电视台的录像,我们是第一个节目,师父在后面演。他站在台边看了我们的表演,我们请他提意见,师父很热情,说“有时间到家去,慢慢给你们说。”
过了几个月,我跟付强要参加一个区办的文艺汇演,到师父家请他辅导。那时候师父虽已成名,尚未大火,一家三口还住在五十平米的单元楼里。客厅是个狭小的长条形,而且没有窗户,白天也得开灯。
进屋换拖鞋,我跟付强都露怯了。我们那时候靠演出挣钱挺难,又不好意思像现在的孩子似的,狮子大张口,跟家里要钱花,所以生活有点儿窘迫。我们俩的袜子,全都露了肉。师父打开抽屉,取出两双袜子,让我们俩换上。当时虽说有点儿尴尬,但是又感觉很亲切,一下儿拉近了师徒的距离。
中午,师父请我们吃的麻酱面。师父家的麻酱面很讲究,花生酱跟芝麻酱以三、七比例调配,要搅拌很久,调得都出油儿了,用筷子挑起一点儿来,呈线状流下。吃的时候再配上花椒油、醋、黄瓜丝儿,感觉奇香无比。
那时候我没单位、没本事、没钱,属于标准的“三无产品”。虽想拜师,成为相声的正宗门里人,但是一直没有勇气开口。我跟师父的关系,只是一个爱好者跟一位艺术家的关系。
后来,我跟付强当兵到了部队,四年换了三个单位,辗转奔波,跟师父的联系就更少了。
但是师父并没有忘记我们,在我快要复员的时候,师父给我打来电话,说南京前线歌舞团需要一个相声演员,介绍我过去。当时对于我来讲,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,能提干,还能从文艺兵转为职业相声演员。
我到前线歌舞团考试,很顺利地被录取了。由业余转为专业,我终于有勇气提出拜师的要求了。感觉自己跟师父说分量不够,我跟付强托王丹蕾老师介绍,师父听王老师说完,满口答应。
王丹蕾老师是中国曲协的干部,话剧艺术家杜鹏先生的公子。可惜英年早逝,在五十出头的时候,突发急病故去。在王丹蕾先生的追悼会上,我给他磕了四个头。因为他是我拜师的介绍人,对我有恩,我必须大礼参拜。
我跟付强作为徒弟到了师父家,跟师父提出了摆酒席拜师的事儿,师父当即拒绝。他说:“你们没钱,花那冤枉钱干吗呀?”
我拜师没给师父买任何礼物,师父还给我二百元钱,让我到南京之后,用这钱买礼物看一下儿当地的相声前辈,也算是到当地的相声界挂个号。
就这样,我拜师一分钱没花,还赚了二百块。
那年我二十三岁。
在南京待了半年,一是水土不服,二是付强一个人在北京没有搭档,我又回到了北京,再一次面临找工作的问题。付强得着个信儿,燕山石化有个文工团缺说相声的。他把这事儿跟师父一说,师父马上花钱雇了一辆专车,带着我们到了几十公里外的燕山石化。因为我们是师徒关系了,我们的事儿就是他老人家的事儿。
领导一瞧师父去了,看着名人的面子,马上答应录用我们俩,我们终于在北京有了铁饭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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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保持的还是传统的师徒关系,也就是师父不但对徒弟的艺术负责,对徒弟的为人处世、道德品质、娶妻生子、买房买车、买菜做饭……这些大事小情,全都得手把手教。
所以“师父”这两个字,有着父亲的含义在里面。在我的身上,父亲对我的影响少,师父的影子多。因为自从说相声能养活自己,我就不在家待着了,而是天天跟师父混。
我的父亲是福建人,母亲是河北人。但是很多人都说,我身上保持着浓浓的老北京的味道,为什么呢?受师父的遗传。
拜师
从清末有相声这行业开始,直到20世纪50年代,相声界拜师都有很严格的程序,要操办一回酒席,举行一个庄严的仪式,请来引师、保师、代师到场。就跟僧人受戒一样,只有这样别人才承认你是个说相声的。
拜师的时候还有拜师帖,请到场的同行在上面签字,作为入行的凭证。还要写保证文书,在师父家学艺三年,期间投河跳井,跟师父没关系。出师之后,三年零一节(一节就是四个月),徒弟挣的演出费都归师父所有。
“文革”当中谁要敢举行这么个仪式,立这么张文书,红卫兵非打他个半死,所以拜师这事儿就废除了。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,拜师之风又渐渐兴起。如今相声界人士大聚会,往往不是在演出的后台,而是在两个地方。一处是某某的追悼会,一处是某某的拜师会。
当然了,现在拜师就不写上面说的那种保证文书了,也不可能有哪个徒弟,让师父逼得投河、跳井去。投河还容易点儿,想跳井?连偏远农村都是机井了,怎么跳呀?
如今很多拜师之“徒”并不说相声,只是喜欢相声这个行业,喜欢老师的名气和为人,或者就是喜欢这种传统的师徒关系,觉着弄一堆师叔、师大爷挺好玩儿,跟武林高手儿似的。
我拜师却没有举行过这种仪式,要是按照传统观念来说,我们这种师徒关系是不被同行承认的。当初我们没什么钱,师父说了,“别花钱摆酒席了,我承认你们就行了。”
初次跟师父相识,是在丁广泉老师家。丁老师要举办一个煤矿安全主题的相声专场,有师父的一个节目,他去给丁老师送本子,丁老师介绍我们认识了。当时师父已经听说过“小马三立”(我当年的外号)这个人,说了几句鼓励、表扬的话。
我跟付强送师父下楼,当时师父还没买汽车,骑一辆生了锈的老式自行车。后来我们知道,那辆车是美国进口的,要是搁到现在拍卖,能卖出个夏利的价钱。
后来这个相声专场参加中央电视台的录像,我们是第一个节目,师父在后面演。他站在台边看了我们的表演,我们请他提意见,师父很热情,说“有时间到家去,慢慢给你们说。”
过了几个月,我跟付强要参加一个区办的文艺汇演,到师父家请他辅导。那时候师父虽已成名,尚未大火,一家三口还住在五十平米的单元楼里。客厅是个狭小的长条形,而且没有窗户,白天也得开灯。
进屋换拖鞋,我跟付强都露怯了。我们那时候靠演出挣钱挺难,又不好意思像现在的孩子似的,狮子大张口,跟家里要钱花,所以生活有点儿窘迫。我们俩的袜子,全都露了肉。师父打开抽屉,取出两双袜子,让我们俩换上。当时虽说有点儿尴尬,但是又感觉很亲切,一下儿拉近了师徒的距离。
中午,师父请我们吃的麻酱面。师父家的麻酱面很讲究,花生酱跟芝麻酱以三、七比例调配,要搅拌很久,调得都出油儿了,用筷子挑起一点儿来,呈线状流下。吃的时候再配上花椒油、醋、黄瓜丝儿,感觉奇香无比。
那时候我没单位、没本事、没钱,属于标准的“三无产品”。虽想拜师,成为相声的正宗门里人,但是一直没有勇气开口。我跟师父的关系,只是一个爱好者跟一位艺术家的关系。
后来,我跟付强当兵到了部队,四年换了三个单位,辗转奔波,跟师父的联系就更少了。
但是师父并没有忘记我们,在我快要复员的时候,师父给我打来电话,说南京前线歌舞团需要一个相声演员,介绍我过去。当时对于我来讲,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,能提干,还能从文艺兵转为职业相声演员。
我到前线歌舞团考试,很顺利地被录取了。由业余转为专业,我终于有勇气提出拜师的要求了。感觉自己跟师父说分量不够,我跟付强托王丹蕾老师介绍,师父听王老师说完,满口答应。
王丹蕾老师是中国曲协的干部,话剧艺术家杜鹏先生的公子。可惜英年早逝,在五十出头的时候,突发急病故去。在王丹蕾先生的追悼会上,我给他磕了四个头。因为他是我拜师的介绍人,对我有恩,我必须大礼参拜。
我跟付强作为徒弟到了师父家,跟师父提出了摆酒席拜师的事儿,师父当即拒绝。他说:“你们没钱,花那冤枉钱干吗呀?”
我拜师没给师父买任何礼物,师父还给我二百元钱,让我到南京之后,用这钱买礼物看一下儿当地的相声前辈,也算是到当地的相声界挂个号。
就这样,我拜师一分钱没花,还赚了二百块。
那年我二十三岁。
在南京待了半年,一是水土不服,二是付强一个人在北京没有搭档,我又回到了北京,再一次面临找工作的问题。付强得着个信儿,燕山石化有个文工团缺说相声的。他把这事儿跟师父一说,师父马上花钱雇了一辆专车,带着我们到了几十公里外的燕山石化。因为我们是师徒关系了,我们的事儿就是他老人家的事儿。
领导一瞧师父去了,看着名人的面子,马上答应录用我们俩,我们终于在北京有了铁饭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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