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8部分
如今的选秀节目,出来不少草根艺人。这里有真有假,有的是真在地铁里唱过歌的,真在厨房里颠过炒勺的,真在老家种过庄稼的。还有的是在夜场干了好些年,一直没干出来,重新包装一下儿,冒充民工或者农民,再编几个煽情的故事感动观众,从而达到出名的目的。
真草根也好,假草根也罢,都是为了做节目,为了愉悦大众的眼球,无可厚非。真正从底层熬出来的艺人,比职业演员更艰难。吃过苦受过累,知道自己的一切来之不易,对待艺术认真,对观众和同行也真诚。当然了,还有一种草根,混出点儿名气来就找不着北了,比大牌还大牌。这种草根火不了多久,自己就把自己的路给堵死了。
我从小儿就学相声,也跟着文工团、草台班子演出过一阵,所以不算草根。但是我混来混去,文工团不要我了,草台班子也渐渐不景气了,于是我混成了草根。为了养活自己,还打了一年工。
建筑工
我十七八岁的时候,去外地演出的机会很少。师叔李方之带着我跟付强,在北京的北海、后海、蓟门烟树一带摆地摊说相声,根本挣不着什么钱,基本上就是为了过瘾。
在外头转悠了一天,该吃饭了。师叔买了两份炒饼,“我不饿,你们俩吃吧。”哪儿是不饿呀,兜里就有两份炒饼的钱。再后来连吃炒饼的钱都没有了,师叔决定,带着我们打工去。师叔过去在古建队上班,找到了过去单位的同事。
他那同事也从单位出来了,当了包工头儿,在前门东大街承包了一个工程,修建“红光美发厅”。后来我重新当上演员,那时候还有头发呢,偶尔去“红光美发厅”剪发,还自豪地跟人家说:“你们美发厅是我盖起来的!”
别瞧我们在台上挺大能耐,到了工地上就是个废物。什么技术都没有,只能干力气活儿。瓦工站在脚手架上砌砖,我站在下面和泥,再一铁锹一铁锹地往上递。那是全工地最累的活儿,干一会儿腰跟胳膊就酸了,还不能放慢速度。供不上大工的料,人家数落你。
中午人家管顿饭,馒头夹朝鲜泡菜。以前我从工地路过,看见民工吃饭,拿根儿筷子穿七八个馒头,我还笑话人家呢,“这帮人太能吃啦!”轮到我当民工,跟他们一样,一顿吃五六个馒头。
虽然累但是挺高兴,晚上收工回到师叔那间小屋,我们能聊喜爱的相声。而且我们那时候有盼头,就是等师叔买了马戏大棚,上全国各地演出去。这个理想根本实现不了,因为没钱。但是我们都相信那是真的,那是我们在工地干活的精神支柱。
每天的工资是十块钱,按说不少。但是干了一段时间实在累得受不了啦,我跟付强辞职不干了。我妈妈从单位退休之后,在一个装修队打工,做室内装修。虽说挣钱少,但是活儿没那么累,我跟付强又干起了粉刷工,往墙上刷大白。
活儿是轻松了,但是心情不好。离开了师叔,没有了盼头。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屋子里,穿着浑身是白点子的工作服,头上戴着报纸叠的工作帽,一刷子一刷子地刷墙,感觉时间过得很慢,总也盼不到下班。后来想出个办法,一边儿刷墙一边儿背贯口,就是相声段子中的大段独白,时间过得才快点儿。
中午休息的时候,穿着工作服坐在门口儿晒太阳,看见同龄人穿着时尚的衣服,有说有笑地从眼前走过,感觉挺失落。后来自己安慰自己:“毕学祥多大能耐呀,不是也在房管局上班,给人糊顶棚嘛!”
毕学祥何许人也呀?他是相声、快板儿、双簧、拉洋片样样精通的老艺人,解放前后在天桥很红,担任天桥新谊曲艺团团长。后来政府取缔了天桥的演艺市场,艺人们都被迁往外地,支援各地的文艺事业。毕学祥的新谊曲艺团被发往四平,变成了四平曲艺团。
毕学祥是皇城根儿长大的,到那么偏僻的地方能待习惯吗?冬天零下十几度,根本受不了。再加上毕学祥的徒弟游泳淹死了,老人担心自己这一百多斤也扔到关外,说什么也要回北京。
回到北京没工作,正赶上房管局招工,毕学祥就去应聘。人家问他:“你会糊棚吗?”“没问题呀!”其实他根本不会。人家派他跟两个工人一块儿出去干活儿,三间屋,一人一间。毕先生跟那二位说:“你们先干吧,我手快,不着急。”其实他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。
人家在那儿糊棚,毕先生蹲在地上抽着小烟袋观察人家干活儿,把工序一一记在心里。都看明白了,把烟袋一磕,起来干活儿,还真给糊上了。在天桥混饭吃的主儿,能让这点儿事儿给难住吗?从那儿之后,毕学祥就成了棚匠,一直干到退休。
毕先生还算好的呢!跟他一块儿去四平的相声老艺人刘树江,回北京找不到工作,也没地方住。多亏单弦票友希世珍帮忙,在一家宾馆的外墙搭了个小棚子,母子勉强遮风挡雨。刘树江到郊区各处赶集,撂地说相声维持生活。
为什么说这些呀?因为我当小工那阵儿,这些老艺人的落魄经历一直是我的宽心丸儿,我认为自己跟他们一样,是身怀绝技的老艺人,只不过没赶上好机会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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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草根也好,假草根也罢,都是为了做节目,为了愉悦大众的眼球,无可厚非。真正从底层熬出来的艺人,比职业演员更艰难。吃过苦受过累,知道自己的一切来之不易,对待艺术认真,对观众和同行也真诚。当然了,还有一种草根,混出点儿名气来就找不着北了,比大牌还大牌。这种草根火不了多久,自己就把自己的路给堵死了。
我从小儿就学相声,也跟着文工团、草台班子演出过一阵,所以不算草根。但是我混来混去,文工团不要我了,草台班子也渐渐不景气了,于是我混成了草根。为了养活自己,还打了一年工。
建筑工
我十七八岁的时候,去外地演出的机会很少。师叔李方之带着我跟付强,在北京的北海、后海、蓟门烟树一带摆地摊说相声,根本挣不着什么钱,基本上就是为了过瘾。
在外头转悠了一天,该吃饭了。师叔买了两份炒饼,“我不饿,你们俩吃吧。”哪儿是不饿呀,兜里就有两份炒饼的钱。再后来连吃炒饼的钱都没有了,师叔决定,带着我们打工去。师叔过去在古建队上班,找到了过去单位的同事。
他那同事也从单位出来了,当了包工头儿,在前门东大街承包了一个工程,修建“红光美发厅”。后来我重新当上演员,那时候还有头发呢,偶尔去“红光美发厅”剪发,还自豪地跟人家说:“你们美发厅是我盖起来的!”
别瞧我们在台上挺大能耐,到了工地上就是个废物。什么技术都没有,只能干力气活儿。瓦工站在脚手架上砌砖,我站在下面和泥,再一铁锹一铁锹地往上递。那是全工地最累的活儿,干一会儿腰跟胳膊就酸了,还不能放慢速度。供不上大工的料,人家数落你。
中午人家管顿饭,馒头夹朝鲜泡菜。以前我从工地路过,看见民工吃饭,拿根儿筷子穿七八个馒头,我还笑话人家呢,“这帮人太能吃啦!”轮到我当民工,跟他们一样,一顿吃五六个馒头。
虽然累但是挺高兴,晚上收工回到师叔那间小屋,我们能聊喜爱的相声。而且我们那时候有盼头,就是等师叔买了马戏大棚,上全国各地演出去。这个理想根本实现不了,因为没钱。但是我们都相信那是真的,那是我们在工地干活的精神支柱。
每天的工资是十块钱,按说不少。但是干了一段时间实在累得受不了啦,我跟付强辞职不干了。我妈妈从单位退休之后,在一个装修队打工,做室内装修。虽说挣钱少,但是活儿没那么累,我跟付强又干起了粉刷工,往墙上刷大白。
活儿是轻松了,但是心情不好。离开了师叔,没有了盼头。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屋子里,穿着浑身是白点子的工作服,头上戴着报纸叠的工作帽,一刷子一刷子地刷墙,感觉时间过得很慢,总也盼不到下班。后来想出个办法,一边儿刷墙一边儿背贯口,就是相声段子中的大段独白,时间过得才快点儿。
中午休息的时候,穿着工作服坐在门口儿晒太阳,看见同龄人穿着时尚的衣服,有说有笑地从眼前走过,感觉挺失落。后来自己安慰自己:“毕学祥多大能耐呀,不是也在房管局上班,给人糊顶棚嘛!”
毕学祥何许人也呀?他是相声、快板儿、双簧、拉洋片样样精通的老艺人,解放前后在天桥很红,担任天桥新谊曲艺团团长。后来政府取缔了天桥的演艺市场,艺人们都被迁往外地,支援各地的文艺事业。毕学祥的新谊曲艺团被发往四平,变成了四平曲艺团。
毕学祥是皇城根儿长大的,到那么偏僻的地方能待习惯吗?冬天零下十几度,根本受不了。再加上毕学祥的徒弟游泳淹死了,老人担心自己这一百多斤也扔到关外,说什么也要回北京。
回到北京没工作,正赶上房管局招工,毕学祥就去应聘。人家问他:“你会糊棚吗?”“没问题呀!”其实他根本不会。人家派他跟两个工人一块儿出去干活儿,三间屋,一人一间。毕先生跟那二位说:“你们先干吧,我手快,不着急。”其实他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。
人家在那儿糊棚,毕先生蹲在地上抽着小烟袋观察人家干活儿,把工序一一记在心里。都看明白了,把烟袋一磕,起来干活儿,还真给糊上了。在天桥混饭吃的主儿,能让这点儿事儿给难住吗?从那儿之后,毕学祥就成了棚匠,一直干到退休。
毕先生还算好的呢!跟他一块儿去四平的相声老艺人刘树江,回北京找不到工作,也没地方住。多亏单弦票友希世珍帮忙,在一家宾馆的外墙搭了个小棚子,母子勉强遮风挡雨。刘树江到郊区各处赶集,撂地说相声维持生活。
为什么说这些呀?因为我当小工那阵儿,这些老艺人的落魄经历一直是我的宽心丸儿,我认为自己跟他们一样,是身怀绝技的老艺人,只不过没赶上好机会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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