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5章
可能是打错了号码吧。
我有一点点怀疑是沥川。将手机捧在手心里等待。
足足一个小时过去了,电话再也没有响过。
不知道为什么,我的心却越跳越快。虽然这最有可能是沥川的电话,我却告诉自己不要接。
我已经给了他三个月的时间,我们已经结束了。
沥川,你知道结束这一切,对我来说有多难吗?
难道,为了一个电话,一切又重新开始?
又过了十分钟,还是没有任何动静,我莫名其妙地焦虑起来,心跳如狂,烦躁不安。终于,我无法克制地将这个号码回拨了过去。
沥川,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最后一次!
只要你要我回来,哪怕只是一个眼神,我就回来!
铃声响了三下,没人接。我大怒,怀疑是不是有人恶意骚扰。紧接着,进入自动留言信箱,中文的、英文的、法文的、德文的,重复着同一句话:
“你好,我是王沥川,我现在不方便接电话,有事请留言。”
磁性的中音,充满魅力的声音。
那么,是他。
我挂掉电话,再拨。一连拨了十次,终于接通了。
那边传来嘈杂的声音,一个很粗的男声冲着话筒大声说:“你是谁啊?”
“我找王沥川先生!请问您是哪位?”
“我不知道谁是王沥川,”那人说,“只知道这里有个喝醉的人,电话不停地响。他是你的朋友吧!”
“喝……喝醉?!”我的头一下子大了,“请问您在哪里?这人是我的朋友,非常重要的朋友!请告诉我您的地址!”
“狼欢酒吧,H大街上的那个,你知道吗?”
怎么不知道?就在我第一次遇到沥川的那个咖啡店附近。纪桓是那里的常客,沥川以前也常去。
“知道知道!”
“你快来接他吧,看样子,他醉得不轻。”
沥川绝对不能饮酒,一滴也不行,不然会有性命之忧。这是René和霁川反复告诉我的。我已吓得一佛出世、二佛升天。抓起手袋,冲出大门,忘记带拐杖,差点摔个跟头。我到大街上拦出租。一进车门就交给司机两百块钱,让他到了狼欢在门外等我。
司机在我发狂的催促下,十五分钟之内赶到了狼欢。
酒吧不大,灯光昏暗,人声低喁,人来人往。清一色的男人,有老有少,连服务生都是男的。前台乐队的鼓声覆盖了一切,有个学生模样的歌手,用淳厚的中音唱一首古老而伤感的英文情歌。很多人围在一边,给他鼓掌。
服务生带着我在一个靠墙的角落找到了沥川。他趴在桌子上,旁边放着一小杯酒,当中有一颗橄榄。
我问服务生:“这杯酒有多少?他全喝了吗?”
服务生摇头:“这是马提尼,度数不大,也没多少,给他送来的时候就只有这么多,他最多喝了一口。”
沥川酒量不差,绝不至于喝一口酒就醉掉。可是沥川趴在桌上,一动不动,好像真是醉了。
我轻轻地推了推他,在他耳边叫道:“沥川,沥川!”
他没有醒。
我又用力地推了推,他猛然抬起头,目光散乱。
“沥川?”
他微微睁开眼,迷离得看着我,好像不认得我。
我拍拍他的脸,又摸摸他的额头,有点烫,但不算是发烧:“沥川,沥川,你怎么啦?”
沥川继续不理我,又趴回桌子上了。倒是一旁的服务生说:“醉了的人都是这样,你把他带回家,喝点浓茶醒醒酒就好了。”
“不对吧,他连一杯酒都没喝完,怎么可能醉了呢?”
“他是来这里找朋友的嘛,不一定只喝自己杯中的酒啦……肯定是醉了,我百分之九十九地肯定。”
我把另一张桌上的蜡炬拿过来,在沥川的脸前晃了晃。他正在出汗,满头大汗。我握了握他的手,手心是湿的。我又去推他,他忽然开始说话了,呓语一般,法语混着德语……好几国语言,都乱了套了。
“我说是醉了吧,都说醉话了。”服务生在一旁说。
总之,得先把人弄走。我说:“我已经叫好了出租车,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把他扶到车上?”
“他……还没付账。”
“多少钱?我来付吧。”
“我去查一下。”
过了一分钟,他走过来说:“对不起,他是VIP客户,用的是年卡。你不用替他付账。”
说罢他去叫来两个大块头的保安,将沥川连扶带抱地送上了出租。
“小姐,去哪里?”司机问。
“港奥中心瑞士酒店。”
车稳稳地开了,可是沥川的样子却越来越不对劲。他原本一直胡言乱语,渐渐地开始急促地喘气,渐渐地,话说不出来了,只剩下了沉重、吃力地呼吸声。
我拼命敲司机的椅背,对着他大喊:“大叔!不去瑞士酒店了!他……他不行了!得马上去医院!越快越好!”
“最近的医院是协和。”司机回头看了我们一眼,也觉得情况严重:“别是酒精中毒,这可是会死人的!”
我心跳如狂,紧紧地抱着沥川。喃喃地,一遍一遍地叫他的名字:“沥川,沥川,沥川……”
他浑身软绵绵的,像婴儿一样无助地靠着我。
我用手试探他的呼吸。非常急促、非常吃力。
这当儿,我想起来一个人,连忙打手机找René。
电话响了一声就通了。
“安妮!”
“René!沥川出事了,他不对劲,我正送他去医院急救,你快来!快点来!”
“沥川在你那里?我正四处找他呢!哪家医院?”
“协和。”
“安妮,保持镇定,我马上就到。”
到达医院时,沥川已经完全昏迷了。
一群人将他送进急救室抢救。为首的是一位中年医生,非常干炼,迅速检查了他的身体,对手下的人吩咐:“急性呼吸衰竭。马上做气管插管,上呼吸机。”
说完这话,我便被一个护士拦到了门外,她问我沥川的病史,我把我知道的全告诉她了,急性肺炎、严重贫血、血型、呕吐……她给了我一堆表,要我填写。
我双腿发软、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几年前父亲病危的情景再次浮现眼前。我拄着拐杖,退到墙边,紧张地大口喘气。
神色未定,急救室的门忽然开了,那个中年医生叫道:“哪一位是谢小秋?”
我冲过去应道:“我……是我……”
“我是倪医生。请问,你和病人是什么关系?”
“女……女朋友。”
“是这样,我们刚给病人做了气管插管,上了呼吸机。在拍胸片确认插管位置时,发现他的胸口有内植式中央静脉导管,单侧肺组织形态不整。这些都不在你写的病史上,请问他的病情你了解多少?”
我傻掉了。结结巴巴地问:“什么内植……导管?我……我不知道他的病史。他不肯告诉我。”
“对不起,我现在没时间解释。他还有没有别的家属?”
“有,有,是个外国人,正往这儿赶!我这就打电话!”
我拿出手机准备拨号,看见René从门外一头大汗地跑了进来。我向他招手大叫:“René!快过来!这位医生需要知道沥川的病史!”
René急切地用英文问我:“那个……医生懂英文吗?”
“我是翻译,你说,我来翻。”
“对,对,我糊涂了。”
“Alex是Osteosara二期。”
天啊,哪壶不开提哪壶,其实医学词汇多年前我有专门背过,进了CGP之后,脑子就被建筑学词汇塞满了,一时转不过弯来。所幸我还知道分析词根,“Osteo”是骨,“Sara”是恶性肉瘤,结合在一起指的是什么,有否专门术语来指称,就不知道了。
René见我迟疑,补充了一句:“BoneCancer(译:骨癌)。”
我的身子猛地一晃,“当”地一声拐杖掉到地上,他及时地扶住了我:“你不要紧吧?”
我摇了摇头。René也太小看我了。这种时候的我岂敢昏厥?
定了定神,我对医生翻译:“病人曾患有骨癌,Osteosara,二期。”我把英文重复了一遍,协和是北京最好的医院,这里的医生对医用英语应当不陌生。
“Alex十七岁查出骨癌,做了截肢手术和化疗。二十五岁那年发现肺转移,做了肺叶切除。”René继续说。
我麻木地翻译着,好像一个死刑犯在听最后的宣判。
“经过三年的化疗,癌症暂时控制住了,没有复发。”他顿了顿,看了我一眼,说:“可是,化疗的过程中,医生又发现他白细胞减少、免疫力降低。后来红细胞也渐渐减少,贫血症状明显。”
翻译到这里,那个医生已知道了大半,问道:“是不是MDS?”
我不知道什么是MDS,看了看René,René显然知道这个词,他点头:“是的。”
“哪个型的?”
“RA。”
医生神情凝重,将我拉到一边,递给我一张纸,沉声说:“病人病情很危险,你们要有心理准备。这是病危通知,你签个字吧。”
说完,他就回急救室了。
我接过那张纸,只觉金星乱冒,半天都看不清上面写的字。我揉揉眼睛,逼着自己往下读:
病危通知书
诊断:感染性休克、急性呼吸衰竭。
尊敬的患者及家属:
你好,你的家人现在在我院治疗,目前病情严重,随时可能进一步恶化危机生命,特此告知。请予以理解并积极配合医院的抢救治疗。尽管如此,我们仍会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救治,如果你还有其它要求,请在您接到本通知后立即告诉医生。
患者或家属签字:
交代病情医生签字:倪永康
我将通知书逐句译给苦笑,说沥川像这样的病危也不是一次两次了。他们家人、朋友的神经,除了老人之外,已被锻炼得很坚强了。
我倒在守候室的椅子上,身子不断地发抖,震惊得半天说不出一个字。
René一直紧紧地拥抱着我,用断断续续的中文安慰我:“Alex不会有事的,Alex福大命大,一定不会有事的。”
我凝视着急救室里隐约的灯影,心中默默祈祷。
无论如何,这样的等待都太可怕了,里面传来的每一个响动都让我惊恐。门上的挂钟无声地移动,每根指针都是一把剑,向我刺来。
等了很久很久,几乎半个世纪吧,墙上的指针告诉我只过了十分钟。
觉察到我的身体仍在不停地颤抖,René去买了一瓶果汁递给我,让我喝一口,说这样可以减轻压力。
我满头冷汗地看了他一眼,神经已紧绷得快要断掉了。我摇头拒绝,什么也不想喝。甚至感到胃部在不停地翻腾,有一种呕吐的感觉。
为了转移注意力,我深呼吸一口,捅了捅正在用含糊不清的法语念着某种经文的René:
“哎,René,沥川的病,你再讲详细点。”
他回过神来,反问:“刚才那些,你听了还不够?还不怕?”
“不够。你说了一大堆术语,我对付着听了个半懂。”我说,“这么说,沥川的腿,不是因为车祸?”
“是车祸发现的。”René说,“那年沥川的妈妈开车带他去买东西,半道上出了车祸。他妈妈死掉了,他的大腿受了轻伤,可是好久也不好,还痛得要命,接着就查出了骨癌。恶性的。当时医生说,情况太严重,就算做手术也没什么机会。于是就进行了保守的化疗。”
“……”
“那时,大家都以为Alex只有几个月的活头了,一家人伤心得要命。想不到化疗之后,运气不错,Alex的病情竟然迅速好转。于是他父亲就带他到美国去看一位名医。那位名医认为还有机会做一个大胆的手术尝试。于是,Alex做了高位截肢。手术之后继续化疗,恢复得很好。有整整八年没有复发。在这些年中,连医生都告诉我们,Alex的癌症已经根治。虽然走路不方便,可是,他可以像一个常人那样生活,不必成天担心死神的降临了。”
瞬时间,故事所有环节在我的记忆中一环一环的扣上了:“六年前,沥川突然离开我,是不是因为他的健康再次恶化?”
René点头:“沥川每半年都会回医院做例行的检查。那一年回瑞士,他被查出癌症转移到了肺部。你知道,骨癌肺转移的成活率非常低。这等于向他宣判了死刑。他说,你当时正在热恋之中,只有十七岁,不忍心告诉你,怕你伤心。他更不想让你看见他受苦的样子,宁愿你恨他一辈子。所以,他下定决心离开你。”
我咬着牙,不让自己抽泣出声:“那他……那五年……是不是过得很苦?”
René叹了一口气,点点头:“医生对转移的病灶进行了肺叶切除,之后他经过了整整三年的化疗。人瘦得脱了形,头发也掉光了,非常虚弱,连站起来力气都没有。说真的,他的样子完全变了,就算你见了,也不会认得他。化疗的副作用很可怕,此外,他还有骨痛和幻肢痛,有几次,实在太痛苦,他想一死了之,却又怕他父亲和爷爷奶奶们伤心。总之……那三年,若不是有你的Email,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下来的。”
不知不觉,我的脸上满是泪水:“那他为什么不给我回信?至少我可以劝劝他,陪他说说话,替他宽宽心也好啊!”
“Alex下了决心的事,是不会改变的。”René叹道:“Alex的意志无比坚强,不然也不可能和癌症斗争那么多年。安妮,你做好准备,等会儿他醒了,知道你已经了解了一切,他还是不会改变主意,还是会要你走。”
我看着René,吸了一口气,继续问:“René,什么是MDS?”
“MyelodysplasticSyndrome(译: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)。”他说,“是一种造血细胞异常增生分化所导致的造血功能障碍。我不知道中文应当怎么翻译。”
“造血功能障碍?”我还是不懂。
“简单地说,就是一种非常难治的贫血症。可能是由于Alex的长期化疗引起的。这种病有百分之三十的可能性会转变成急性白血病。所以Alex的免疫力特别低,生活需要特别小心。任何一次感染或出血,都有可能导致死亡。”
我想起了那次沥川跳下垃圾箱,手臂流血,他哥知道之后,像发了疯似地骂他。
“因此沥川每天都要吃药?吃那些让他呕吐的药?”
“是啊。他每天早上要吃一种药,防止骨质疏松。因为骨癌和化疗使他的骨质产生了变化,很容易骨折。每天饭前三十分钟他还要空腹吃下另一种药,排铁。”
我觉得René对这些术语的了解,只怕已让医学院的学生们羞愧了。
“排铁?为什么要排铁?”
“为了治疗MDS,Alex需要定期输血。长期输血会导致体内的铁超负荷。为了防止铁中毒,Alex需要服用排铁剂。这种药叫作Deferasirox,对胃和消化道的刺激很大。吃下之后很容易恶心、呕吐。”他再次叹气,“Alex特别不想你知道他有MDS,因为你有晕血症,而他,动不动就要去验血、输血,严重的时候每周一次。”
“就没有一种可以完全根治的办法吗?”我着急地问,想起以前看过的各种悲情电视剧,《血疑》之类,“比如骨髓移植什么的?他不是有哥哥吗?”
“骨髓移植讲究的是HLA的位点配型。霁川很愿意捐献骨髓,可是他的骨髓不合适。就算移植了,成功率也很低。Alex已经申请了骨髓移植,可是,到目前为止,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配型。”可能是被我问累了,René眼观鼻,鼻观心,专心看自己的大拇指去了。
我在病危通知单上签了字。看见一位六十岁左右的男人,满头银发,匆匆向急救室走来,边走边穿白大褂。René站起来,向他迎了过去:那人似曾相识,仔细再看时,我猛然想起他就是几年前和沥川在咖啡馆里喝咖啡的老人,我还记得沥川叫他龚先生。
那人站住,冲我点了一个头,对René直接说英语:“怎么样?正在抢救?”
“嗯,”René说,“是感染性休克,急性呼吸衰竭。”
“是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吗?”
“可能是。这一段时间他咳嗽得很厉害,我让他去医院,他不肯,还冲我发火。估计是心情不好。”
“我先进去看看再说。”说完,他就到急救室去了。
我问René这人是谁。
“哦,他是协和医院的龚启弦教授,著名的肿瘤专家。是沥川在北京的主治大夫。以前沥川的父亲在中国心脏病发作,龚教授曾救过他的命。所以结下了很深的友谊。刚才你给我打电话之后,我立即给他打了一个电话,让他过来一下。他对沥川的病情非常熟悉――”
正说着,急救室的门忽然打开了,龚启弦走了出来。
我和René同时从椅子上跳起来:“怎么样?”
“情况暂时稳定。已经把他送进ICU继续观察。目前沥川靠呼吸机维持呼吸,靠升压药维持血压。为了上呼吸机,我们用了镇静剂,所以他还是不省人事。――这回幸亏送来的及时,不然小命就交待了。”
我和René更换了衣服、戴上了口罩、经过一道道严格的消毒程序,一起进入ICU病房。果然和我梦见的一样,沥川半躺着,脸色苍白,双目紧闭,全身上下,插满管子。
“你们可以在旁边陪伴,不过,不要动他,也不要碰他。会有专门的护士来护理。我建议你们坐一会儿就走,明天再来。反正不撤掉呼吸机,他不会清醒,你们也帮不上任何的忙。”他指着一旁的两个沙发,示意我们坐下,“我还有一个病人在二楼,过会儿再来,有急事给我打电话。”
大家都松了一口气,René看着我的腿,终于问:“安妮,你的腿怎么了?”
“我出了车祸。骨折。沥川没有告诉你,是吗?”
“没有。”René说,“难怪他这段时间心情不好,跟吃了火药似地。天天晚上拉我去逛酒吧。他又不能喝酒,就坐在酒吧里发呆,整晚整晚地不说话。后来我要读资料就没再陪他,他经常自己去。”
“我知道,”我叹息,“他的心很苦,――他太会折磨自己了。”
ICU病房只允许有一位陪客,René对我说:“你的伤没完全好,不如我们都回去,明天早上再来看他吧。”
“René,你先回去吧。我在这里待一会儿。每次见到沥川,沥川都让我走。现在,让我好好地陪陪他吧。”
我在沥川的身边,一直坐到天亮。其实,我没什么可担心的。护士每隔十分钟过来看他一次,检查输液和排尿的情况。每隔三个小时,灌一次鼻饲。每隔两个小时,还会替他翻一次身。沥川的嘴半闭着,一根四十厘米长的软管从口腔一直插到气管的底端,胸膛在呼吸机的支持下,缓缓起伏。我看见一个医生走进来,检查了他的情况,又将另一根几乎同样长短的软管插进去,定期吸痰。这么痛苦的程序,床上的沥川看似毫无知觉。他只是静静地躺着,肌肤苍白得近乎透明,甚至发出幽幽的蓝光。
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,蓝光其实来自于呼吸机上的显示器,上面的字数不断地跳动着,很生动、很欢快,好像某个动画片。这一夜,我的眼睛几乎是一眨不眨地看着沥川。看着他蜡像般地躺着、生命的迹象仿佛消失了一样。我忍不住每隔一个小时,用戴着手套的手轻轻地摸摸他的头发,又摸摸他的脸,以确信他还好好地活着。
早上五点,那个龚医生进来了,对我说:“你还是回去休息一下吧,或者至少吃点东西。二楼有餐厅。”
我对他笑了笑:“不了,我不饿。”
从小到大,我都不怎么相信机器。我仔细聆听呼吸机的声音,怀疑它会出故障,不再供给沥川氧气。又怀疑那个四十厘米的软管会不会被堵住,让沥川窒息。我观察点滴的数量,怕它太快,又怕它太慢。每次蜂鸣器一响,我都以第一速度冲向护士,弄得她们有点烦我……
沥川在ICU里一共躺了七天。第三天血压才开始稳定,医生撤掉了升压药。第七天呼吸功能才有好转,撤掉了呼吸机,镇静剂一停,沥川很快就苏醒了。可是他一时还不怎么能说话。看见了我,指尖微动,我紧紧地握住他。
陪了沥川七天七夜,除了吃饭、上厕所,我没离开过ICU,每天睡不到三个小时,都是在沙发上打盹。René白天过来看我,觉得我不可理喻。他说沥川在瑞士一切都有护士,家里人和亲戚不过是轮流地去看他,陪他说说话什么的。大家都很忙,沥川住院又是家常便饭,看完病人大家就各忙各的去了。没有谁像我这样,不分昼夜、寸步不离地守在床前。他说我纯粹是瞎操心、浪费时间。
“咱这叫‘中国式关心’,你懂吗?”我抢白了一句。
“所以我每天都来看你。我觉得Alex不需要我看,你需要。”René调侃。
我问René,霁川知不知道沥川又病了?René摇头:“我可不敢告诉霁川,那个暴君。如果他知道Alex又躺进了ICU,肯定在第一时间把他弄回苏黎世软禁起来。他们哥俩又要大吵大闹。以前大家都还向着沥川,这一回肯定不会了,全家都要对Alex宣战。”
我迷惑了:“为什么呀?”
“你们这对傻鸳鸯,Alex为了你,向全家人宣布他决定不再回瑞士了。他说他自己时日不多,愿意死在中国,葬在北京。他已选好了墓址,连墓碑上的话都想好了。”René闭上眼,好像面前有一具棺材,然后用牧师的声音说,“这里睡着王沥川。生在瑞士、学在美国,爱上了一位中国姑娘,所以,死在中国。阿门。”
仿佛为了配合René的剧情,床上的沥川一动不动,双眸紧闭,平静安详。
我无限心酸。
苏醒的时候,沥川很虚弱,还不怎么能说话。虽不需要呼吸机,仍需要吸氧。护士在他身边忙来忙去。我双腿盘着,坐在一旁的沙发上,继续打盹。
大约过了一个小时,ICU里送进来一个病人,大声地呻吟,把我吵醒了。
睁开眼,看见护士正在帮沥川翻身。他的皮肤苍白得没有半分生气,身上缠绕着各种管子,他好像被卷在一团乱麻之中。翻好身后,护士用凡士林拭擦他身体受压的部分。我过去将床铺弄平整,协助护士将几个枕头塞在沥川的背后。
正在此时,沥川忽然张口对着护士耳语了几句,护士没听清,他又说了一次,护士就离开了。我们相互对视着,一时间都不说话。
过了一会儿,他说:“So,你是,我的家属,”话音很轻,声音嘶哑,几乎每个字都有重音,“Sincewhen?(译:从何时开始的?)”
没想到一睁开眼的沥川就那么咄咄逼人,我蓦然失语了。
“不是说,你,要离开北京吗?”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,“为什么,还没走?”
“你能少说几句不?”我没心情也没胆子和刚刚抢救过来的病人斗嘴。
护士长来了,尴尬地对我说:“对不起,谢小姐。这位病人说你不是他的家属,要求你立即离开ICU。”
我站起来,怒极攻心,几乎想掐他。只觉眼前一阵发黑,身子不由得晃了晃。
护士长及时地扶住了我,将一旁的拐杖递过来。我气得手直哆嗦,拾起沙发上的手袋,将床边小柜上我的手表、手机、钥匙、口杯一股脑的收进袋中。
护士长忍不住替我解释:“王先生,您可能不大了解情况。您是这位女士送来急诊的。她在这里守了你七天七夜,几乎没合眼。您说,她不是家属。”她指着对面房间里躺着的一位老人,嗓音有点激动,“看见那位老爷子了吗?他的三个儿子都来了,在病床前面,为医药费吵得不可开交,最后跺跺脚,一刻钟功夫,全走光了。他们倒真是亲人,您说是家属吗?”
沥川不为所动,双目直视天花板,沉重地喘气:“我要她……立即离开。”
他的脸痛苦地抽搐了一下。蜂鸣器顿时一阵乱叫。一群护士冲进来,为首的是值班医生。
护士长连忙对我说:“谢小姐,病人情绪不佳,情况也不好,你还是回避吧。”
说罢,不由分说地将我拉出了ICU。
过了一个小时,护士长出来了。见我仍旧守在门外,也不坐,撑着拐杖伸长脖子往里看,苦笑着摇头。
“他怎么样?没事吧?”我赶紧问。
“暂时脱离危险。我们已经把他转入普通病房了。你还是回家歇会儿吧,至少好好地睡一觉。”
“哪个病房?”我问。
“407。”
“我去看看。”我拔腿就走。
“唉――”身后再次传来护士长的叹息。
407是单间隔离病房。
我悄悄地走进去,以为沥川睡着了。不料,他竟睁着眼,迅速地发现了我。
迟疑片刻,我走上前去,轻轻地摸了摸他的额头。
“Hi――”我心疼坏了,顾不得生气,声音不知不觉地温柔了,“你觉得好些了吗?”
他张嘴说了几个字,我听不清,把耳朵凑到他面前。
他说:“回去……睡觉。”
到底还是顾念我,心头微微一暖,我的眼眶顿时发红:“我哪儿也不去,就在这里陪着你。”
“我有……护士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不知哪里闪过一阵疼痛,他用力咬了咬牙,身子卷起来,手紧紧拽住床单,出了一头冷汗。
“不舒服吗?”我紧张地看着他,“我去叫医生。”
“不……”
他急促地喘气,又似被痰堵住,想咳嗽,又咳不出,胸口发出嘶鸣之声,脸顿时憋得通红。
我冲出去叫护士,护士进来摇高了床背,半抱着他,轻轻拍打他的背助他排痰。折腾了十几分钟,他精疲力竭昏沉沉地睡过去了。
我本已疲惫不堪,见他像婴儿般虚弱无助由人摆布,仿佛随时都可能出事。一时间又急又怕,睡意全无。我去二楼餐厅吃了点东西,又喝了杯滚烫的咖啡。回来时,在病房里看见了René。他的身边还站着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,穿着护工的衣服。
“René,这位是?”我端着咖啡,顾不得礼貌,指着那个小伙子问道。
“江浩天先生给介绍的一位护工,叫小穆。他父亲重病时是他照料的,非常专业、也非常仔细。我怕护士们忙不过来。再说,Alex病起来不好伺候,脾气特大还别扭。在苏黎世的时候就把Leo和他爸折腾得够戗。就他爷爷有时过来吼他两句,还管用。”
我莞尔。这段描述完全符合沥川在我心中的印象。沥川不想让任何人看见他的虚弱,尤其是我。在这一方面,他异常顽固,我已领教多次了。
“嗨,小秋,你的黑眼圈太吓人了,快回家睡一会儿吧。这里有我,你明天再来。”
我坚决摇头:“我不放心,哪儿也不去,就在这儿待着。”
“你已经七天七夜没好好睡了。”René观察我的脸,“别沥川的病好了,你倒下了。”
“不是我不想睡,可是,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……”我的嗓音不自觉地颤抖起来,“我是不会原谅自己的!”
René想了想,说:“这样吧。ICU房外有家属休息室,你去那儿休息吧。”
“René,”我忽然说,“我得洗个澡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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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有一点点怀疑是沥川。将手机捧在手心里等待。
足足一个小时过去了,电话再也没有响过。
不知道为什么,我的心却越跳越快。虽然这最有可能是沥川的电话,我却告诉自己不要接。
我已经给了他三个月的时间,我们已经结束了。
沥川,你知道结束这一切,对我来说有多难吗?
难道,为了一个电话,一切又重新开始?
又过了十分钟,还是没有任何动静,我莫名其妙地焦虑起来,心跳如狂,烦躁不安。终于,我无法克制地将这个号码回拨了过去。
沥川,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最后一次!
只要你要我回来,哪怕只是一个眼神,我就回来!
铃声响了三下,没人接。我大怒,怀疑是不是有人恶意骚扰。紧接着,进入自动留言信箱,中文的、英文的、法文的、德文的,重复着同一句话:
“你好,我是王沥川,我现在不方便接电话,有事请留言。”
磁性的中音,充满魅力的声音。
那么,是他。
我挂掉电话,再拨。一连拨了十次,终于接通了。
那边传来嘈杂的声音,一个很粗的男声冲着话筒大声说:“你是谁啊?”
“我找王沥川先生!请问您是哪位?”
“我不知道谁是王沥川,”那人说,“只知道这里有个喝醉的人,电话不停地响。他是你的朋友吧!”
“喝……喝醉?!”我的头一下子大了,“请问您在哪里?这人是我的朋友,非常重要的朋友!请告诉我您的地址!”
“狼欢酒吧,H大街上的那个,你知道吗?”
怎么不知道?就在我第一次遇到沥川的那个咖啡店附近。纪桓是那里的常客,沥川以前也常去。
“知道知道!”
“你快来接他吧,看样子,他醉得不轻。”
沥川绝对不能饮酒,一滴也不行,不然会有性命之忧。这是René和霁川反复告诉我的。我已吓得一佛出世、二佛升天。抓起手袋,冲出大门,忘记带拐杖,差点摔个跟头。我到大街上拦出租。一进车门就交给司机两百块钱,让他到了狼欢在门外等我。
司机在我发狂的催促下,十五分钟之内赶到了狼欢。
酒吧不大,灯光昏暗,人声低喁,人来人往。清一色的男人,有老有少,连服务生都是男的。前台乐队的鼓声覆盖了一切,有个学生模样的歌手,用淳厚的中音唱一首古老而伤感的英文情歌。很多人围在一边,给他鼓掌。
服务生带着我在一个靠墙的角落找到了沥川。他趴在桌子上,旁边放着一小杯酒,当中有一颗橄榄。
我问服务生:“这杯酒有多少?他全喝了吗?”
服务生摇头:“这是马提尼,度数不大,也没多少,给他送来的时候就只有这么多,他最多喝了一口。”
沥川酒量不差,绝不至于喝一口酒就醉掉。可是沥川趴在桌上,一动不动,好像真是醉了。
我轻轻地推了推他,在他耳边叫道:“沥川,沥川!”
他没有醒。
我又用力地推了推,他猛然抬起头,目光散乱。
“沥川?”
他微微睁开眼,迷离得看着我,好像不认得我。
我拍拍他的脸,又摸摸他的额头,有点烫,但不算是发烧:“沥川,沥川,你怎么啦?”
沥川继续不理我,又趴回桌子上了。倒是一旁的服务生说:“醉了的人都是这样,你把他带回家,喝点浓茶醒醒酒就好了。”
“不对吧,他连一杯酒都没喝完,怎么可能醉了呢?”
“他是来这里找朋友的嘛,不一定只喝自己杯中的酒啦……肯定是醉了,我百分之九十九地肯定。”
我把另一张桌上的蜡炬拿过来,在沥川的脸前晃了晃。他正在出汗,满头大汗。我握了握他的手,手心是湿的。我又去推他,他忽然开始说话了,呓语一般,法语混着德语……好几国语言,都乱了套了。
“我说是醉了吧,都说醉话了。”服务生在一旁说。
总之,得先把人弄走。我说:“我已经叫好了出租车,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把他扶到车上?”
“他……还没付账。”
“多少钱?我来付吧。”
“我去查一下。”
过了一分钟,他走过来说:“对不起,他是VIP客户,用的是年卡。你不用替他付账。”
说罢他去叫来两个大块头的保安,将沥川连扶带抱地送上了出租。
“小姐,去哪里?”司机问。
“港奥中心瑞士酒店。”
车稳稳地开了,可是沥川的样子却越来越不对劲。他原本一直胡言乱语,渐渐地开始急促地喘气,渐渐地,话说不出来了,只剩下了沉重、吃力地呼吸声。
我拼命敲司机的椅背,对着他大喊:“大叔!不去瑞士酒店了!他……他不行了!得马上去医院!越快越好!”
“最近的医院是协和。”司机回头看了我们一眼,也觉得情况严重:“别是酒精中毒,这可是会死人的!”
我心跳如狂,紧紧地抱着沥川。喃喃地,一遍一遍地叫他的名字:“沥川,沥川,沥川……”
他浑身软绵绵的,像婴儿一样无助地靠着我。
我用手试探他的呼吸。非常急促、非常吃力。
这当儿,我想起来一个人,连忙打手机找René。
电话响了一声就通了。
“安妮!”
“René!沥川出事了,他不对劲,我正送他去医院急救,你快来!快点来!”
“沥川在你那里?我正四处找他呢!哪家医院?”
“协和。”
“安妮,保持镇定,我马上就到。”
到达医院时,沥川已经完全昏迷了。
一群人将他送进急救室抢救。为首的是一位中年医生,非常干炼,迅速检查了他的身体,对手下的人吩咐:“急性呼吸衰竭。马上做气管插管,上呼吸机。”
说完这话,我便被一个护士拦到了门外,她问我沥川的病史,我把我知道的全告诉她了,急性肺炎、严重贫血、血型、呕吐……她给了我一堆表,要我填写。
我双腿发软、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几年前父亲病危的情景再次浮现眼前。我拄着拐杖,退到墙边,紧张地大口喘气。
神色未定,急救室的门忽然开了,那个中年医生叫道:“哪一位是谢小秋?”
我冲过去应道:“我……是我……”
“我是倪医生。请问,你和病人是什么关系?”
“女……女朋友。”
“是这样,我们刚给病人做了气管插管,上了呼吸机。在拍胸片确认插管位置时,发现他的胸口有内植式中央静脉导管,单侧肺组织形态不整。这些都不在你写的病史上,请问他的病情你了解多少?”
我傻掉了。结结巴巴地问:“什么内植……导管?我……我不知道他的病史。他不肯告诉我。”
“对不起,我现在没时间解释。他还有没有别的家属?”
“有,有,是个外国人,正往这儿赶!我这就打电话!”
我拿出手机准备拨号,看见René从门外一头大汗地跑了进来。我向他招手大叫:“René!快过来!这位医生需要知道沥川的病史!”
René急切地用英文问我:“那个……医生懂英文吗?”
“我是翻译,你说,我来翻。”
“对,对,我糊涂了。”
“Alex是Osteosara二期。”
天啊,哪壶不开提哪壶,其实医学词汇多年前我有专门背过,进了CGP之后,脑子就被建筑学词汇塞满了,一时转不过弯来。所幸我还知道分析词根,“Osteo”是骨,“Sara”是恶性肉瘤,结合在一起指的是什么,有否专门术语来指称,就不知道了。
René见我迟疑,补充了一句:“BoneCancer(译:骨癌)。”
我的身子猛地一晃,“当”地一声拐杖掉到地上,他及时地扶住了我:“你不要紧吧?”
我摇了摇头。René也太小看我了。这种时候的我岂敢昏厥?
定了定神,我对医生翻译:“病人曾患有骨癌,Osteosara,二期。”我把英文重复了一遍,协和是北京最好的医院,这里的医生对医用英语应当不陌生。
“Alex十七岁查出骨癌,做了截肢手术和化疗。二十五岁那年发现肺转移,做了肺叶切除。”René继续说。
我麻木地翻译着,好像一个死刑犯在听最后的宣判。
“经过三年的化疗,癌症暂时控制住了,没有复发。”他顿了顿,看了我一眼,说:“可是,化疗的过程中,医生又发现他白细胞减少、免疫力降低。后来红细胞也渐渐减少,贫血症状明显。”
翻译到这里,那个医生已知道了大半,问道:“是不是MDS?”
我不知道什么是MDS,看了看René,René显然知道这个词,他点头:“是的。”
“哪个型的?”
“RA。”
医生神情凝重,将我拉到一边,递给我一张纸,沉声说:“病人病情很危险,你们要有心理准备。这是病危通知,你签个字吧。”
说完,他就回急救室了。
我接过那张纸,只觉金星乱冒,半天都看不清上面写的字。我揉揉眼睛,逼着自己往下读:
病危通知书
诊断:感染性休克、急性呼吸衰竭。
尊敬的患者及家属:
你好,你的家人现在在我院治疗,目前病情严重,随时可能进一步恶化危机生命,特此告知。请予以理解并积极配合医院的抢救治疗。尽管如此,我们仍会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救治,如果你还有其它要求,请在您接到本通知后立即告诉医生。
患者或家属签字:
交代病情医生签字:倪永康
我将通知书逐句译给苦笑,说沥川像这样的病危也不是一次两次了。他们家人、朋友的神经,除了老人之外,已被锻炼得很坚强了。
我倒在守候室的椅子上,身子不断地发抖,震惊得半天说不出一个字。
René一直紧紧地拥抱着我,用断断续续的中文安慰我:“Alex不会有事的,Alex福大命大,一定不会有事的。”
我凝视着急救室里隐约的灯影,心中默默祈祷。
无论如何,这样的等待都太可怕了,里面传来的每一个响动都让我惊恐。门上的挂钟无声地移动,每根指针都是一把剑,向我刺来。
等了很久很久,几乎半个世纪吧,墙上的指针告诉我只过了十分钟。
觉察到我的身体仍在不停地颤抖,René去买了一瓶果汁递给我,让我喝一口,说这样可以减轻压力。
我满头冷汗地看了他一眼,神经已紧绷得快要断掉了。我摇头拒绝,什么也不想喝。甚至感到胃部在不停地翻腾,有一种呕吐的感觉。
为了转移注意力,我深呼吸一口,捅了捅正在用含糊不清的法语念着某种经文的René:
“哎,René,沥川的病,你再讲详细点。”
他回过神来,反问:“刚才那些,你听了还不够?还不怕?”
“不够。你说了一大堆术语,我对付着听了个半懂。”我说,“这么说,沥川的腿,不是因为车祸?”
“是车祸发现的。”René说,“那年沥川的妈妈开车带他去买东西,半道上出了车祸。他妈妈死掉了,他的大腿受了轻伤,可是好久也不好,还痛得要命,接着就查出了骨癌。恶性的。当时医生说,情况太严重,就算做手术也没什么机会。于是就进行了保守的化疗。”
“……”
“那时,大家都以为Alex只有几个月的活头了,一家人伤心得要命。想不到化疗之后,运气不错,Alex的病情竟然迅速好转。于是他父亲就带他到美国去看一位名医。那位名医认为还有机会做一个大胆的手术尝试。于是,Alex做了高位截肢。手术之后继续化疗,恢复得很好。有整整八年没有复发。在这些年中,连医生都告诉我们,Alex的癌症已经根治。虽然走路不方便,可是,他可以像一个常人那样生活,不必成天担心死神的降临了。”
瞬时间,故事所有环节在我的记忆中一环一环的扣上了:“六年前,沥川突然离开我,是不是因为他的健康再次恶化?”
René点头:“沥川每半年都会回医院做例行的检查。那一年回瑞士,他被查出癌症转移到了肺部。你知道,骨癌肺转移的成活率非常低。这等于向他宣判了死刑。他说,你当时正在热恋之中,只有十七岁,不忍心告诉你,怕你伤心。他更不想让你看见他受苦的样子,宁愿你恨他一辈子。所以,他下定决心离开你。”
我咬着牙,不让自己抽泣出声:“那他……那五年……是不是过得很苦?”
René叹了一口气,点点头:“医生对转移的病灶进行了肺叶切除,之后他经过了整整三年的化疗。人瘦得脱了形,头发也掉光了,非常虚弱,连站起来力气都没有。说真的,他的样子完全变了,就算你见了,也不会认得他。化疗的副作用很可怕,此外,他还有骨痛和幻肢痛,有几次,实在太痛苦,他想一死了之,却又怕他父亲和爷爷奶奶们伤心。总之……那三年,若不是有你的Email,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下来的。”
不知不觉,我的脸上满是泪水:“那他为什么不给我回信?至少我可以劝劝他,陪他说说话,替他宽宽心也好啊!”
“Alex下了决心的事,是不会改变的。”René叹道:“Alex的意志无比坚强,不然也不可能和癌症斗争那么多年。安妮,你做好准备,等会儿他醒了,知道你已经了解了一切,他还是不会改变主意,还是会要你走。”
我看着René,吸了一口气,继续问:“René,什么是MDS?”
“MyelodysplasticSyndrome(译: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)。”他说,“是一种造血细胞异常增生分化所导致的造血功能障碍。我不知道中文应当怎么翻译。”
“造血功能障碍?”我还是不懂。
“简单地说,就是一种非常难治的贫血症。可能是由于Alex的长期化疗引起的。这种病有百分之三十的可能性会转变成急性白血病。所以Alex的免疫力特别低,生活需要特别小心。任何一次感染或出血,都有可能导致死亡。”
我想起了那次沥川跳下垃圾箱,手臂流血,他哥知道之后,像发了疯似地骂他。
“因此沥川每天都要吃药?吃那些让他呕吐的药?”
“是啊。他每天早上要吃一种药,防止骨质疏松。因为骨癌和化疗使他的骨质产生了变化,很容易骨折。每天饭前三十分钟他还要空腹吃下另一种药,排铁。”
我觉得René对这些术语的了解,只怕已让医学院的学生们羞愧了。
“排铁?为什么要排铁?”
“为了治疗MDS,Alex需要定期输血。长期输血会导致体内的铁超负荷。为了防止铁中毒,Alex需要服用排铁剂。这种药叫作Deferasirox,对胃和消化道的刺激很大。吃下之后很容易恶心、呕吐。”他再次叹气,“Alex特别不想你知道他有MDS,因为你有晕血症,而他,动不动就要去验血、输血,严重的时候每周一次。”
“就没有一种可以完全根治的办法吗?”我着急地问,想起以前看过的各种悲情电视剧,《血疑》之类,“比如骨髓移植什么的?他不是有哥哥吗?”
“骨髓移植讲究的是HLA的位点配型。霁川很愿意捐献骨髓,可是他的骨髓不合适。就算移植了,成功率也很低。Alex已经申请了骨髓移植,可是,到目前为止,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配型。”可能是被我问累了,René眼观鼻,鼻观心,专心看自己的大拇指去了。
我在病危通知单上签了字。看见一位六十岁左右的男人,满头银发,匆匆向急救室走来,边走边穿白大褂。René站起来,向他迎了过去:那人似曾相识,仔细再看时,我猛然想起他就是几年前和沥川在咖啡馆里喝咖啡的老人,我还记得沥川叫他龚先生。
那人站住,冲我点了一个头,对René直接说英语:“怎么样?正在抢救?”
“嗯,”René说,“是感染性休克,急性呼吸衰竭。”
“是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吗?”
“可能是。这一段时间他咳嗽得很厉害,我让他去医院,他不肯,还冲我发火。估计是心情不好。”
“我先进去看看再说。”说完,他就到急救室去了。
我问René这人是谁。
“哦,他是协和医院的龚启弦教授,著名的肿瘤专家。是沥川在北京的主治大夫。以前沥川的父亲在中国心脏病发作,龚教授曾救过他的命。所以结下了很深的友谊。刚才你给我打电话之后,我立即给他打了一个电话,让他过来一下。他对沥川的病情非常熟悉――”
正说着,急救室的门忽然打开了,龚启弦走了出来。
我和René同时从椅子上跳起来:“怎么样?”
“情况暂时稳定。已经把他送进ICU继续观察。目前沥川靠呼吸机维持呼吸,靠升压药维持血压。为了上呼吸机,我们用了镇静剂,所以他还是不省人事。――这回幸亏送来的及时,不然小命就交待了。”
我和René更换了衣服、戴上了口罩、经过一道道严格的消毒程序,一起进入ICU病房。果然和我梦见的一样,沥川半躺着,脸色苍白,双目紧闭,全身上下,插满管子。
“你们可以在旁边陪伴,不过,不要动他,也不要碰他。会有专门的护士来护理。我建议你们坐一会儿就走,明天再来。反正不撤掉呼吸机,他不会清醒,你们也帮不上任何的忙。”他指着一旁的两个沙发,示意我们坐下,“我还有一个病人在二楼,过会儿再来,有急事给我打电话。”
大家都松了一口气,René看着我的腿,终于问:“安妮,你的腿怎么了?”
“我出了车祸。骨折。沥川没有告诉你,是吗?”
“没有。”René说,“难怪他这段时间心情不好,跟吃了火药似地。天天晚上拉我去逛酒吧。他又不能喝酒,就坐在酒吧里发呆,整晚整晚地不说话。后来我要读资料就没再陪他,他经常自己去。”
“我知道,”我叹息,“他的心很苦,――他太会折磨自己了。”
ICU病房只允许有一位陪客,René对我说:“你的伤没完全好,不如我们都回去,明天早上再来看他吧。”
“René,你先回去吧。我在这里待一会儿。每次见到沥川,沥川都让我走。现在,让我好好地陪陪他吧。”
我在沥川的身边,一直坐到天亮。其实,我没什么可担心的。护士每隔十分钟过来看他一次,检查输液和排尿的情况。每隔三个小时,灌一次鼻饲。每隔两个小时,还会替他翻一次身。沥川的嘴半闭着,一根四十厘米长的软管从口腔一直插到气管的底端,胸膛在呼吸机的支持下,缓缓起伏。我看见一个医生走进来,检查了他的情况,又将另一根几乎同样长短的软管插进去,定期吸痰。这么痛苦的程序,床上的沥川看似毫无知觉。他只是静静地躺着,肌肤苍白得近乎透明,甚至发出幽幽的蓝光。
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,蓝光其实来自于呼吸机上的显示器,上面的字数不断地跳动着,很生动、很欢快,好像某个动画片。这一夜,我的眼睛几乎是一眨不眨地看着沥川。看着他蜡像般地躺着、生命的迹象仿佛消失了一样。我忍不住每隔一个小时,用戴着手套的手轻轻地摸摸他的头发,又摸摸他的脸,以确信他还好好地活着。
早上五点,那个龚医生进来了,对我说:“你还是回去休息一下吧,或者至少吃点东西。二楼有餐厅。”
我对他笑了笑:“不了,我不饿。”
从小到大,我都不怎么相信机器。我仔细聆听呼吸机的声音,怀疑它会出故障,不再供给沥川氧气。又怀疑那个四十厘米的软管会不会被堵住,让沥川窒息。我观察点滴的数量,怕它太快,又怕它太慢。每次蜂鸣器一响,我都以第一速度冲向护士,弄得她们有点烦我……
沥川在ICU里一共躺了七天。第三天血压才开始稳定,医生撤掉了升压药。第七天呼吸功能才有好转,撤掉了呼吸机,镇静剂一停,沥川很快就苏醒了。可是他一时还不怎么能说话。看见了我,指尖微动,我紧紧地握住他。
陪了沥川七天七夜,除了吃饭、上厕所,我没离开过ICU,每天睡不到三个小时,都是在沙发上打盹。René白天过来看我,觉得我不可理喻。他说沥川在瑞士一切都有护士,家里人和亲戚不过是轮流地去看他,陪他说说话什么的。大家都很忙,沥川住院又是家常便饭,看完病人大家就各忙各的去了。没有谁像我这样,不分昼夜、寸步不离地守在床前。他说我纯粹是瞎操心、浪费时间。
“咱这叫‘中国式关心’,你懂吗?”我抢白了一句。
“所以我每天都来看你。我觉得Alex不需要我看,你需要。”René调侃。
我问René,霁川知不知道沥川又病了?René摇头:“我可不敢告诉霁川,那个暴君。如果他知道Alex又躺进了ICU,肯定在第一时间把他弄回苏黎世软禁起来。他们哥俩又要大吵大闹。以前大家都还向着沥川,这一回肯定不会了,全家都要对Alex宣战。”
我迷惑了:“为什么呀?”
“你们这对傻鸳鸯,Alex为了你,向全家人宣布他决定不再回瑞士了。他说他自己时日不多,愿意死在中国,葬在北京。他已选好了墓址,连墓碑上的话都想好了。”René闭上眼,好像面前有一具棺材,然后用牧师的声音说,“这里睡着王沥川。生在瑞士、学在美国,爱上了一位中国姑娘,所以,死在中国。阿门。”
仿佛为了配合René的剧情,床上的沥川一动不动,双眸紧闭,平静安详。
我无限心酸。
苏醒的时候,沥川很虚弱,还不怎么能说话。虽不需要呼吸机,仍需要吸氧。护士在他身边忙来忙去。我双腿盘着,坐在一旁的沙发上,继续打盹。
大约过了一个小时,ICU里送进来一个病人,大声地呻吟,把我吵醒了。
睁开眼,看见护士正在帮沥川翻身。他的皮肤苍白得没有半分生气,身上缠绕着各种管子,他好像被卷在一团乱麻之中。翻好身后,护士用凡士林拭擦他身体受压的部分。我过去将床铺弄平整,协助护士将几个枕头塞在沥川的背后。
正在此时,沥川忽然张口对着护士耳语了几句,护士没听清,他又说了一次,护士就离开了。我们相互对视着,一时间都不说话。
过了一会儿,他说:“So,你是,我的家属,”话音很轻,声音嘶哑,几乎每个字都有重音,“Sincewhen?(译:从何时开始的?)”
没想到一睁开眼的沥川就那么咄咄逼人,我蓦然失语了。
“不是说,你,要离开北京吗?”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,“为什么,还没走?”
“你能少说几句不?”我没心情也没胆子和刚刚抢救过来的病人斗嘴。
护士长来了,尴尬地对我说:“对不起,谢小姐。这位病人说你不是他的家属,要求你立即离开ICU。”
我站起来,怒极攻心,几乎想掐他。只觉眼前一阵发黑,身子不由得晃了晃。
护士长及时地扶住了我,将一旁的拐杖递过来。我气得手直哆嗦,拾起沙发上的手袋,将床边小柜上我的手表、手机、钥匙、口杯一股脑的收进袋中。
护士长忍不住替我解释:“王先生,您可能不大了解情况。您是这位女士送来急诊的。她在这里守了你七天七夜,几乎没合眼。您说,她不是家属。”她指着对面房间里躺着的一位老人,嗓音有点激动,“看见那位老爷子了吗?他的三个儿子都来了,在病床前面,为医药费吵得不可开交,最后跺跺脚,一刻钟功夫,全走光了。他们倒真是亲人,您说是家属吗?”
沥川不为所动,双目直视天花板,沉重地喘气:“我要她……立即离开。”
他的脸痛苦地抽搐了一下。蜂鸣器顿时一阵乱叫。一群护士冲进来,为首的是值班医生。
护士长连忙对我说:“谢小姐,病人情绪不佳,情况也不好,你还是回避吧。”
说罢,不由分说地将我拉出了ICU。
过了一个小时,护士长出来了。见我仍旧守在门外,也不坐,撑着拐杖伸长脖子往里看,苦笑着摇头。
“他怎么样?没事吧?”我赶紧问。
“暂时脱离危险。我们已经把他转入普通病房了。你还是回家歇会儿吧,至少好好地睡一觉。”
“哪个病房?”我问。
“407。”
“我去看看。”我拔腿就走。
“唉――”身后再次传来护士长的叹息。
407是单间隔离病房。
我悄悄地走进去,以为沥川睡着了。不料,他竟睁着眼,迅速地发现了我。
迟疑片刻,我走上前去,轻轻地摸了摸他的额头。
“Hi――”我心疼坏了,顾不得生气,声音不知不觉地温柔了,“你觉得好些了吗?”
他张嘴说了几个字,我听不清,把耳朵凑到他面前。
他说:“回去……睡觉。”
到底还是顾念我,心头微微一暖,我的眼眶顿时发红:“我哪儿也不去,就在这里陪着你。”
“我有……护士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不知哪里闪过一阵疼痛,他用力咬了咬牙,身子卷起来,手紧紧拽住床单,出了一头冷汗。
“不舒服吗?”我紧张地看着他,“我去叫医生。”
“不……”
他急促地喘气,又似被痰堵住,想咳嗽,又咳不出,胸口发出嘶鸣之声,脸顿时憋得通红。
我冲出去叫护士,护士进来摇高了床背,半抱着他,轻轻拍打他的背助他排痰。折腾了十几分钟,他精疲力竭昏沉沉地睡过去了。
我本已疲惫不堪,见他像婴儿般虚弱无助由人摆布,仿佛随时都可能出事。一时间又急又怕,睡意全无。我去二楼餐厅吃了点东西,又喝了杯滚烫的咖啡。回来时,在病房里看见了René。他的身边还站着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,穿着护工的衣服。
“René,这位是?”我端着咖啡,顾不得礼貌,指着那个小伙子问道。
“江浩天先生给介绍的一位护工,叫小穆。他父亲重病时是他照料的,非常专业、也非常仔细。我怕护士们忙不过来。再说,Alex病起来不好伺候,脾气特大还别扭。在苏黎世的时候就把Leo和他爸折腾得够戗。就他爷爷有时过来吼他两句,还管用。”
我莞尔。这段描述完全符合沥川在我心中的印象。沥川不想让任何人看见他的虚弱,尤其是我。在这一方面,他异常顽固,我已领教多次了。
“嗨,小秋,你的黑眼圈太吓人了,快回家睡一会儿吧。这里有我,你明天再来。”
我坚决摇头:“我不放心,哪儿也不去,就在这儿待着。”
“你已经七天七夜没好好睡了。”René观察我的脸,“别沥川的病好了,你倒下了。”
“不是我不想睡,可是,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……”我的嗓音不自觉地颤抖起来,“我是不会原谅自己的!”
René想了想,说:“这样吧。ICU房外有家属休息室,你去那儿休息吧。”
“René,”我忽然说,“我得洗个澡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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