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87章 为善去恶是格物
其二,当年朱熹鹅湖之会上,二陆主张先发明本心,然后加以博览,认为本心之性千古不变,明心功夫终究久大;朱熹则主张通过问学致知的方法,先博览而后归之约。双方各持己见,陆九龄、陆九渊并赋诗明志,讥讽朱熹格物渐修功夫为“支离”,总不免要泛观。这引起朱熹的不满。双方辩论三,观点始终未得到统一。与会的还有临川太守赵景明,及所邀刘子澄、赵景昭(《陆九渊年谱》),另据《宋元学案》,陆氏弟子朱亨道及其兄朱济道也参加了此会。
关于鹅湖之会的详情,《语录》中有一段陆九渊的回忆,其中:吕伯恭为鹅湖之集,先兄复斋谓某曰:“伯恭约元晦为此集,正为学术异同,某兄弟先自不同,何以望鹅湖之同。”先兄遂与某议论致辩,又令某自,至晚罢。先兄云:“子静之是。”次早,某请先兄,先兄云:“某无,夜来思之,子静之极是。方得一诗云:‘孩提知爱长知钦,古圣相传只此心。大抵有基方筑室,未闻无址忽成岑。留情传注翻蓁塞,着意精微转陆沉。珍重友朋相切琢,须知至乐在于今。’”某云:“诗甚佳,但第二句微有未安。”先兄云:“得恁地,又道未安,更要如何?”某云:“不妨一面起行,某沿途却和此诗。”
及至鹅湖,伯恭首问先兄别后新功。先兄举诗,才四句,元晦顾伯恭曰:“子寿早已上子静船了也。”举诗罢,遂致辩于先兄。某云:“途中某和得家兄此诗云:‘墟墓兴哀宗庙钦,斯人千古不磨心。涓流滴到沧溟水,拳石崇成泰华岑。易简工夫终久大,支离事业竟浮沉。’”举诗至此,元晦失色。至“欲知自下升高处,真伪先须辨只今。”元晦大不怿,于是各休息。翌日二公商量数十折议论来,莫不悉破其。继日凡致辩,其随屈。伯恭甚有虚心相听之意,竟为元晦所尼。(《陆九渊集》卷三十四《语录上》)
回忆中详述了鹅湖之会前二陆相互切磋,意见基本达成一致,以及赋诗明志的经过,略述了会上以陆九渊、陆九龄为一方,朱熹、吕祖谦为另一方讨论三的过程。陆九渊认为,会上,吕祖谦对他与九龄的意见有虚心听取之意,但其观点竟限于朱熹的影响而不能拓展。
又据《陆九渊年谱》,朱亨道书曰:鹅湖之会,论及教人。元晦之意,欲令人泛观博览,而后归之约。二陆之意,欲先发明人之本心,而后使之博览。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,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,此颇不合。先生更欲与元晦辩,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?复斋止之。(《陆九渊集》卷三十六《年谱》)
二陆主张“易简工夫”,是以确认先心性为前提的。其所谓“孩提知爱长知钦,古圣相传只此心”和“墟墓兴哀宗庙钦,斯人千古不磨心”的诗句,都是表明先确立“心”本体,以心为一切道德价值根源的观点,主张由“明心”而扩展到读书问学的。二陆把“心”当作人生代代相传、永不磨灭的道德本体,认为千古圣人只是以心相传,不用传之文字,所以陆九渊更欲与朱熹相辩,以为“尧舜之前何书可读”。这明他认为朱熹的“支离”,不仅在于方法的不简易,而且在于没有找到道德价值的真正渊源——人心本体。
鹅湖之会后三年,朱熹才和陆诗:“德业流风夙所钦,别离三载更关心。偶携藜杖出寒谷,又枉篮舆度远岑。旧学商量加邃密,新知培养转深沉。只愁到无言处,不信人间有古今。”(《陆九渊年谱》)诗中的“只愁到无言处,不信人间有古今”一句,不仅婉转地批评陆学“脱略文字,直趋本根”(《朱文公文集》卷四十七《答吕子约》十五)的为学方法,也点出了陆氏心学的本体乃“不依文字而立者”。这恰可以看作朱熹对鹅湖之会上二陆所主张的心学思想,及陆九渊“尧舜之前何书可读”这一问题的回应。明鹅湖之会及会后,朱陆双方都已开始意识到,在工夫问题背后,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关于本体的分歧。
自此后,两人算是分道扬镳了,陆九渊官位不算显要,学术上也无师承,但他融合孟子“万物皆备于我”和“良知”、“良能”的观点以及佛进宗“心生”、“心灭”等论点,提出“心即理”的哲学命题,形成一个新的学派——“心学”。理、人理、物理只在吾心中,心是唯一实在:“宇宙是吾心,吾心便是宇宙”,认为心即理是永恒不变的:“千万世之前,有圣人出焉,同此心同此理也;千万世之后,有圣人出焉,同此心同此理也。”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。往古来今,概莫能外。陆九渊认为治学的方法,主要是“发明本心”,不必多读书外求,“学苟知本,六经皆我注脚”名扬下,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,可以是一大怪事。
杨溥用陆九渊这番话,间接的道出了这番恩怨,表明当年的朱熹也容许心学的存在,今日杨峥不过是了一个格物的逻辑学而已,你们如此阻止,莫非你们的学问,比当年的朱熹还要高明。
朱熹是儒学集大成者,世尊称为朱子。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,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,在朝中任江西南康、福建漳州知府、浙东巡抚,做官清正有为,振举书院建设。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,为宋宁宗皇帝讲学。
着述甚多,佣四书章句集注》《太极图解》《通书解》《周易读本》《楚辞集注》,后人辑佣朱子大全》《朱子集语象》等。其侄四书章句集注》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,这些可不是他们能达到的,所以杨溥只用这一番话儿,便让这些言官对杨峥的攻击彻底松了下来。
此事倒是让杨峥感到有些意外,杨溥毕竟是也是诵读四书五经才靠上科举的,这个时候能站出来为自己话,却还是用心学的理论,这让他感到不可理解的同时,也微微感到松了一口气,足见大明的风气,并非理学一家,还有心学。
心学可推溯自孟子,而北宋程颢开其端,南宋陆九渊则大启其门径,而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。至明朝,由明代大儒王阳明发展的儒家理学。元代以及明初以来流行的程颐朱熹一派的理学强调格物以穷理,王阳明则继承宋代陆九渊强调“心即是理”,即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,而从自己心里即可得到。王阳明的主张为其学生们继承并发扬光大,并以讲会的形式传播到民间,其中又以泰州学派(又被称作zuo派王学)将其法推向一个高峰,认为由于理存在于心中,因此“人人可以成尧舜”,“地虽大,但有一念向善,心存良知,虽凡夫俗子,皆可为圣贤”,即使不是读书饶平民百姓、也可以成为圣人。王学这种“心即理”看法的发展,也影响了明朝晚期思想中对于**的正面主张和看法,由于心即理,因此人欲与理,不再如朱熹所认为的那样对立,因此是可以被正面接受的,对于杨峥来,他两世为人,早已无所谓心学还是理学了,但他惊喜的是,大明之初就能有这样一股风气,不免感到高兴。
大明的规矩,被言官攻击的人,需要上个奏折自辩一番,杨峥不想大谈逻辑学的原理,他相信朱瞻基与那些言官虽是饱学之士,未必能看得懂逻辑学的原理,学问这个东西,需要是日积月累,随着认识渐渐多了,眼界开阔了才能达到那个层面,他的逻辑学才刚刚开张,什么三段论出来,他们一时半会儿也消化吸收不了,若被那些言官抓住把柄,攻击只怕更猛烈,而他的目的,只想给大明注入一股新的学问,而这门学问是一切科学的基础,所以容不得半点攻击,最主要的他的目的是让人明白,这世间的学问,未必就是朱程理学最好,也并非朱程理学一家而已。
“不论是黑白白猫,抓到老鼠就是好猫?”急于这个论调,杨峥在上自辩奏折时,特意花费了一番功夫。
当日,奏折的内容就传了出来:“孟子辟杨、墨,至于无父无君。二子亦当时之贤者,使与孟子并世而生,未必不以之为贤。墨子兼爱,行仁而过耳;杨子为我,行义而过耳。此其为,亦岂灭理乱常之甚,而足以眩下哉?而其流之弊,孟子至比于禽兽夷狄,所谓以学术杀下后世也。今世学术之弊,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?谓之学义而过者乎?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?吾不知其于洪水猛兽何如也!
孟子云:予岂好辨哉?予不得已也!杨墨之道塞下,孟子之时,下之尊信杨墨,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,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,噫,可哀矣!
韩氏云:佛老之害,甚于杨墨。韩愈之贤不及孟子,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坏之先,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,其亦不量其力,且见其身之危,莫之救以死也矣。呜呼!若某者,其尤不量其力,果见其身之危,莫之救以死也矣。夫众方嘻嘻之中,而独出涕嗟,若举世恬然以趋,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,此其非病狂丧心,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,而非下之至仁,其孰能察之?其为《朱子晚年定论》,盖亦不得已而然。
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,虽不必尽出于晚年,固多出于晚年者矣。然大意在委曲调停,以明此学为重。平生于朱子之,如神明蓍龟,一旦与之背驰,心诚有所未忍,故不得已而为此。知我者,谓我心忧;不知我者,谓我何求,盖不忍抵牾朱子者,其本心也,不得已而与之抵牾者,道固如是,不直则道不见也。
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,仆敢自欺其心哉?夫道,下之公道也,学,下之公学也,非朱子可得而私也,非孔子可得而私也。下之公也,公言之而已矣。故言之而是,虽异于己,乃益于己也。言之而非,虽同于己,适损于己也。益于己者,己必喜之;损于己者,己必恶之。然则某今日之论,虽或于朱子异,未必非其所喜也。君子之过,如日月之食,其更也,人皆仰之,而人之过也必文。某虽不肖,固不敢以人之心事朱子也。“
这份奏折不仅表明的心境,还直接把朱熹看作了墨子杨子一类的人物,彻底划清了界限,在形式上都分道扬镳了。他敢这么做,除了这番话儿极具服力外,最主要的是通过杨溥的那番话儿,他倒也看清了,想要让逻辑学不再遭人话柄,最关键的就是让这帮清流无话可,所以他上奏折除了辩解几句外,还附带了一四句诗词。
“无善无恶心之体,有善有恶意之动,知善知恶是良知,为善去恶是格物。“
四句诗词通过朱瞻基的口念出,言官立即闭嘴了,不闭嘴不行,人家先有杨溥话,傻子都知道,三杨素来和睦,杨溥话,间接的就是杨士奇,杨荣话,也就是,杨峥的逻辑学有内阁的支持,谁敢去动这个眉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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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鹅湖之会的详情,《语录》中有一段陆九渊的回忆,其中:吕伯恭为鹅湖之集,先兄复斋谓某曰:“伯恭约元晦为此集,正为学术异同,某兄弟先自不同,何以望鹅湖之同。”先兄遂与某议论致辩,又令某自,至晚罢。先兄云:“子静之是。”次早,某请先兄,先兄云:“某无,夜来思之,子静之极是。方得一诗云:‘孩提知爱长知钦,古圣相传只此心。大抵有基方筑室,未闻无址忽成岑。留情传注翻蓁塞,着意精微转陆沉。珍重友朋相切琢,须知至乐在于今。’”某云:“诗甚佳,但第二句微有未安。”先兄云:“得恁地,又道未安,更要如何?”某云:“不妨一面起行,某沿途却和此诗。”
及至鹅湖,伯恭首问先兄别后新功。先兄举诗,才四句,元晦顾伯恭曰:“子寿早已上子静船了也。”举诗罢,遂致辩于先兄。某云:“途中某和得家兄此诗云:‘墟墓兴哀宗庙钦,斯人千古不磨心。涓流滴到沧溟水,拳石崇成泰华岑。易简工夫终久大,支离事业竟浮沉。’”举诗至此,元晦失色。至“欲知自下升高处,真伪先须辨只今。”元晦大不怿,于是各休息。翌日二公商量数十折议论来,莫不悉破其。继日凡致辩,其随屈。伯恭甚有虚心相听之意,竟为元晦所尼。(《陆九渊集》卷三十四《语录上》)
回忆中详述了鹅湖之会前二陆相互切磋,意见基本达成一致,以及赋诗明志的经过,略述了会上以陆九渊、陆九龄为一方,朱熹、吕祖谦为另一方讨论三的过程。陆九渊认为,会上,吕祖谦对他与九龄的意见有虚心听取之意,但其观点竟限于朱熹的影响而不能拓展。
又据《陆九渊年谱》,朱亨道书曰:鹅湖之会,论及教人。元晦之意,欲令人泛观博览,而后归之约。二陆之意,欲先发明人之本心,而后使之博览。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,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,此颇不合。先生更欲与元晦辩,以为尧舜之前何书可读?复斋止之。(《陆九渊集》卷三十六《年谱》)
二陆主张“易简工夫”,是以确认先心性为前提的。其所谓“孩提知爱长知钦,古圣相传只此心”和“墟墓兴哀宗庙钦,斯人千古不磨心”的诗句,都是表明先确立“心”本体,以心为一切道德价值根源的观点,主张由“明心”而扩展到读书问学的。二陆把“心”当作人生代代相传、永不磨灭的道德本体,认为千古圣人只是以心相传,不用传之文字,所以陆九渊更欲与朱熹相辩,以为“尧舜之前何书可读”。这明他认为朱熹的“支离”,不仅在于方法的不简易,而且在于没有找到道德价值的真正渊源——人心本体。
鹅湖之会后三年,朱熹才和陆诗:“德业流风夙所钦,别离三载更关心。偶携藜杖出寒谷,又枉篮舆度远岑。旧学商量加邃密,新知培养转深沉。只愁到无言处,不信人间有古今。”(《陆九渊年谱》)诗中的“只愁到无言处,不信人间有古今”一句,不仅婉转地批评陆学“脱略文字,直趋本根”(《朱文公文集》卷四十七《答吕子约》十五)的为学方法,也点出了陆氏心学的本体乃“不依文字而立者”。这恰可以看作朱熹对鹅湖之会上二陆所主张的心学思想,及陆九渊“尧舜之前何书可读”这一问题的回应。明鹅湖之会及会后,朱陆双方都已开始意识到,在工夫问题背后,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关于本体的分歧。
自此后,两人算是分道扬镳了,陆九渊官位不算显要,学术上也无师承,但他融合孟子“万物皆备于我”和“良知”、“良能”的观点以及佛进宗“心生”、“心灭”等论点,提出“心即理”的哲学命题,形成一个新的学派——“心学”。理、人理、物理只在吾心中,心是唯一实在:“宇宙是吾心,吾心便是宇宙”,认为心即理是永恒不变的:“千万世之前,有圣人出焉,同此心同此理也;千万世之后,有圣人出焉,同此心同此理也。”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。往古来今,概莫能外。陆九渊认为治学的方法,主要是“发明本心”,不必多读书外求,“学苟知本,六经皆我注脚”名扬下,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,可以是一大怪事。
杨溥用陆九渊这番话,间接的道出了这番恩怨,表明当年的朱熹也容许心学的存在,今日杨峥不过是了一个格物的逻辑学而已,你们如此阻止,莫非你们的学问,比当年的朱熹还要高明。
朱熹是儒学集大成者,世尊称为朱子。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,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,在朝中任江西南康、福建漳州知府、浙东巡抚,做官清正有为,振举书院建设。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,为宋宁宗皇帝讲学。
着述甚多,佣四书章句集注》《太极图解》《通书解》《周易读本》《楚辞集注》,后人辑佣朱子大全》《朱子集语象》等。其侄四书章句集注》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,这些可不是他们能达到的,所以杨溥只用这一番话儿,便让这些言官对杨峥的攻击彻底松了下来。
此事倒是让杨峥感到有些意外,杨溥毕竟是也是诵读四书五经才靠上科举的,这个时候能站出来为自己话,却还是用心学的理论,这让他感到不可理解的同时,也微微感到松了一口气,足见大明的风气,并非理学一家,还有心学。
心学可推溯自孟子,而北宋程颢开其端,南宋陆九渊则大启其门径,而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。至明朝,由明代大儒王阳明发展的儒家理学。元代以及明初以来流行的程颐朱熹一派的理学强调格物以穷理,王阳明则继承宋代陆九渊强调“心即是理”,即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,而从自己心里即可得到。王阳明的主张为其学生们继承并发扬光大,并以讲会的形式传播到民间,其中又以泰州学派(又被称作zuo派王学)将其法推向一个高峰,认为由于理存在于心中,因此“人人可以成尧舜”,“地虽大,但有一念向善,心存良知,虽凡夫俗子,皆可为圣贤”,即使不是读书饶平民百姓、也可以成为圣人。王学这种“心即理”看法的发展,也影响了明朝晚期思想中对于**的正面主张和看法,由于心即理,因此人欲与理,不再如朱熹所认为的那样对立,因此是可以被正面接受的,对于杨峥来,他两世为人,早已无所谓心学还是理学了,但他惊喜的是,大明之初就能有这样一股风气,不免感到高兴。
大明的规矩,被言官攻击的人,需要上个奏折自辩一番,杨峥不想大谈逻辑学的原理,他相信朱瞻基与那些言官虽是饱学之士,未必能看得懂逻辑学的原理,学问这个东西,需要是日积月累,随着认识渐渐多了,眼界开阔了才能达到那个层面,他的逻辑学才刚刚开张,什么三段论出来,他们一时半会儿也消化吸收不了,若被那些言官抓住把柄,攻击只怕更猛烈,而他的目的,只想给大明注入一股新的学问,而这门学问是一切科学的基础,所以容不得半点攻击,最主要的他的目的是让人明白,这世间的学问,未必就是朱程理学最好,也并非朱程理学一家而已。
“不论是黑白白猫,抓到老鼠就是好猫?”急于这个论调,杨峥在上自辩奏折时,特意花费了一番功夫。
当日,奏折的内容就传了出来:“孟子辟杨、墨,至于无父无君。二子亦当时之贤者,使与孟子并世而生,未必不以之为贤。墨子兼爱,行仁而过耳;杨子为我,行义而过耳。此其为,亦岂灭理乱常之甚,而足以眩下哉?而其流之弊,孟子至比于禽兽夷狄,所谓以学术杀下后世也。今世学术之弊,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?谓之学义而过者乎?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?吾不知其于洪水猛兽何如也!
孟子云:予岂好辨哉?予不得已也!杨墨之道塞下,孟子之时,下之尊信杨墨,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,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,噫,可哀矣!
韩氏云:佛老之害,甚于杨墨。韩愈之贤不及孟子,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坏之先,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,其亦不量其力,且见其身之危,莫之救以死也矣。呜呼!若某者,其尤不量其力,果见其身之危,莫之救以死也矣。夫众方嘻嘻之中,而独出涕嗟,若举世恬然以趋,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,此其非病狂丧心,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,而非下之至仁,其孰能察之?其为《朱子晚年定论》,盖亦不得已而然。
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,虽不必尽出于晚年,固多出于晚年者矣。然大意在委曲调停,以明此学为重。平生于朱子之,如神明蓍龟,一旦与之背驰,心诚有所未忍,故不得已而为此。知我者,谓我心忧;不知我者,谓我何求,盖不忍抵牾朱子者,其本心也,不得已而与之抵牾者,道固如是,不直则道不见也。
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,仆敢自欺其心哉?夫道,下之公道也,学,下之公学也,非朱子可得而私也,非孔子可得而私也。下之公也,公言之而已矣。故言之而是,虽异于己,乃益于己也。言之而非,虽同于己,适损于己也。益于己者,己必喜之;损于己者,己必恶之。然则某今日之论,虽或于朱子异,未必非其所喜也。君子之过,如日月之食,其更也,人皆仰之,而人之过也必文。某虽不肖,固不敢以人之心事朱子也。“
这份奏折不仅表明的心境,还直接把朱熹看作了墨子杨子一类的人物,彻底划清了界限,在形式上都分道扬镳了。他敢这么做,除了这番话儿极具服力外,最主要的是通过杨溥的那番话儿,他倒也看清了,想要让逻辑学不再遭人话柄,最关键的就是让这帮清流无话可,所以他上奏折除了辩解几句外,还附带了一四句诗词。
“无善无恶心之体,有善有恶意之动,知善知恶是良知,为善去恶是格物。“
四句诗词通过朱瞻基的口念出,言官立即闭嘴了,不闭嘴不行,人家先有杨溥话,傻子都知道,三杨素来和睦,杨溥话,间接的就是杨士奇,杨荣话,也就是,杨峥的逻辑学有内阁的支持,谁敢去动这个眉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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